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天津法商学院的政治势力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各派势力，以及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抗日救亡派。在《何梅协定》签字以后，反动党派日趋消沉，学生群众的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共产党的影响也就日益扩大。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派是以教授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和学生共产党员郝金贵、朱纪章(朱光)等为核心，以左倾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在学校建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且实际上已经能够控制学生自治会。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学生经过串联，也于十二月十八日走上街头。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城市的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直到这时候，朱光还没有和市委取得联系。所有这次游行的部署和口号的拟定，他们都是和杨秀峰、温健公二教授商量决定的，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党的关系。在这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之后，朱光才和市委张先生(李铁夫同志)接上关系，并指示他今后直接受市委领导，不参加学校党组，专门负责天津学联的工作。

　　“一二·一八”大游行遇到的阻力不太大，军警没有使用大刀、水龙来对付学生，不象北平那样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没有损伤一兵一卒，这就为后来学生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大游行以后不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当时参与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程宏毅)、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有徐瑞恩(徐达本)、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阮务德、刘立栻、傅朋竹、王民生、郝金贵，扶轮中学的袁家珂，汇文中学的姚大衡，觉民中学的朱缙章，女师附中的王玉玲(安琳)、朱淑宜(朱峥)，商职学校的刘增奎、刘岫珊(田冀)、刘济光(刘瑞方)等。

　　接着，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与朱光接头的人有：北京大学的于毅夫、燕京大学的王汝梅、清华大学的黄诚、中国大学的董某等。其后不久,天津各界救国会也成立了,朱光代表学联参加，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暂时尚未公开，一切事情都由朱光代转。后来，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天津有朱光和刘清扬参加。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无锡成立，天津的代表是庄金林等。接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

　　一九三六年一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南下宣传团，以北平学生为主体，天津参加的只有二、三十人，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法商学院只有庄金林和朱光两个人参加。

　　根据事先的约定，他们从天津出发，到达高碑店后与北平同学汇合，然后分作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不数日在大兴镇就被军警包围，强令返回北平。另一路，在永清、固安、安次、新城、雄县一带的村庄里巡回宣传;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很少进入城镇，有时他们还和军警捉迷藏，比如白天向前行进了三十里，夜间又后退或转进六十里。这样在农村里回旋了二十多天，到达了保定城东南距城十余里的板桥镇。他们不想再前进了,就突然闯进了河北省府所在地保定市,在市内举行了游行示威及街头宣传活动。

　　河北省教育厅知道他们进入保定后，有点张皇失措，出面把他们安置在一所中学校里休息，并给他们准备了馒头和炖肉。他们闹不清河北省当局的意图，因为怕军警前来捕人，所以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敢睡觉。他们背靠背地坐着,就彼此议论开了：我们这次走出城市到农村宣传,虽然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城里去读书，农民也仍是种地、交租、受压迫，知识分子如何能与农民结合起来呢?同学们意识到：必须采取其他结合的办法才行!这就产生了在农村举办夜校、识字班的想法，决定建立个“义教”促进会的组织。另外，大家也希望把这次南下宣传团从组织上巩固下来，决定改个名称，叫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扩大，遍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