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4）(2)

　　一九三六年末，我们开始察觉到这个问题。那年的十月二十日，由执委会印发的《南京学联工作的过去和将来》，提出了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指出第一是“工作的秘密化，政党化”，“有关门主义倾向”;第二是“只注意吸收干部”，“忽略了群众工作”，“造成干部的孤立状态，缺少群众基础”;第三是“工作上有左倾的毛病”，“把民族解放运动当做社会改造运动”;要求今后要“降低口号”，“深入群众”，“加强对外的宣传工作”，“脱去神秘的外衣”。问题是看清楚了，但学联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后的工作目标是什么?我们都不甚明确。

　　当孙、曹两位南京救国会领导人和学联两个干部被捕之后，我们对学联下一步的工作就比较明确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印发的《南京学生》，记载着学联通过区代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第一是为了应付敌人的破坏，保证有实现联合阵线的力量和领导权，要进一步“坚强本身的干部组织”;第二是全力“争取建立一个全南京的联合阵线的学联”。接着，学联执委会又向全体会员提出要求：要“面向广大群众”，“避免和学校当局对立”，首先“在学习学校功课和日常生活中，建立同学对我们的信仰和友谊”，以适应实际上内战已经停止、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抗战已有实现可能性的新局面。

　　这些对过去的检讨和对今后的要求，是我们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在党的北方局的领导下，民先队和北平学联两个扩大干部会决议启发的结果。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从党在北平出版的《国防杂志》上读到署名华云的文章《论抗日统一阵线与左派》。文章指出，各地救国会及救国运动，主要是以左派为中心的救亡运动。“左派的发生，是中国一种进步的现象”。“左派需要组织和加强，不能融解于一般的统一阵线组织之中，但又不能用先进分子的团体去代替统一阵线的组织”。“左派学生应该自己团结组织起来”，而主要任务则是“为建立统一阵线的组织而斗争”。三月，全国救国会发表了《致上海会友书》，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方针，也明确了以左派团体为骨干，全力去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求。四月春假，由北平地下党学委派遣转学南京金女大，专门来和南京学联联系的周南(周曼如)同志，带了《南京学生》和南京学联一些文件，回北平汇报。她返回南京时，带来了上面提到的以黄华个人名义写的那封信，指出南京地下学联是个左派团体，应该改变名称，继续发展，作为骨干;但主要任务应该是从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上着手，去组织各色各样的团体，积极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建立起公开的统一阵线的学生救亡组织。

　　华云的文章和黄华的来信，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方向。学联组织全体会员学习和讨论了文章和来信，迅速统一了认识，实行了转变。

　　以我所在的金陵大学为例，自学联成立以后，虽然会员不断有所发展，组织日益巩固，但群众工作的局面却始终没有打开。四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成立了一个以文娱活动为内容的“体群社”，举办露营，在营火会上，不讨论时事，却座谈恋爱问题，慢慢引导到对人生观的讨论，并把这类座谈穿插在打猎、爬山、划船中间进行，使参加的同学有兴趣，又有意外的收获。渐渐地，他们终于改变了对我们这些“赤色分子”的看法，觉得也很可亲近。后来，我们举办了露营活动照片展览，吸引了更多同学加入“体群社”。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金大广东同学很多，他们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厌恶特务学生，却不大过问政治，不参加救亡活动。他们很团结，同乡观念强，常常共同行动，在学校里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我们派出好些会员，专和他们交朋友，做工作，终于把广东同学会会长和多数广东同学争取过来。赵斌(伍卓智)和周秩(潘永金)就是那时首先参加学联的金大的广东同学。我们还去参加平素厌恶的“交谊室”，学洋绅士举行的交谊会，并且打进了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和更多的同学交上了朋友。进步同学不再只是和“自己人”在一起了，每人都交了许多朋友。效果很快就看见了，当春夏之交，金陵大学学生会改选时，我们就取得广大同学的支持，利用CC派和复兴社争夺学生会的矛盾，以“实力地位”和CC派的人谈判，使兰衣社分子落选，把学联两位干部祁式潜和胡叔度选进了学生会。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