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九章第三节（3）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1.5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