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2)

2017-11-14 10:2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在内迁过程中，政府对兵工单位的内迁尽量提供各种运输工具。在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中，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负担了90%的兵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迁运。

　　1938年9月的宜昌积聚了三万待运人员和中国大部分的兵工业、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等物资和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计有九万吨以上。

　　此时，日军节节逼近和不停地轰炸宜昌，更令人焦急的是，40天后长江就将要面临枯水期，物资难以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卢作孚经过彻夜开会商讨，对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的撤退作了最好的安排。几十天后，积聚宜昌的待运人员和工业器材全部撤退完毕。

　　如此大的运送量，却让民生公司损失惨重，民生公司对兵工器材的运费是30—37元每吨、只相当于国外轮船收费的一成。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晏阳初将此次撤退说成是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说“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在兵工单位内迁过程中，各级兵工员工从华东、华北等地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兵工大迁运的完毕。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迁移过程中，仅在湖北境内，就遭日机轰炸9次，员工死23人，伤50余人。

　　1940年，兵工单位内迁基本结束。直属兵工署的17家兵工厂有11家(有2家系重庆原有)驻扎重庆，这11家兵工厂均为兵工署所辖之重点厂家，其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也是其余几家兵工厂所不及的，其中第二十一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最大的兵工厂，第十工厂的“质料直与舶来品无异”。

　　内迁前，兵工厂的厂名一般以所在地命名。在内迁过程中，兵工署于1938年2月将兵工厂厂名改用数字排列，这样，使外人闻及厂名，对于兵工实力及厂址所在不能明了真相。

　　除了改厂名，在内迁开始时，兵工署就有计划地对各兵工厂的生产职能和出品进行了有利于专业化的调整。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内迁到重庆后得到了彻底改变。调整后，凡国内能生产的各种械弹，重庆均能生产，在数量上也居绝对的主导地位。

　　1938年，兵工署迁往重庆。除兵工企业外，兵工署的其他单位也多迁到了重庆。其中，兵工署的3个专业兵工研究机构中的弹道研究所和百水桥精密研究所(此研究所“为当时国内同类研究机构之冠”)从南京迁到了重庆。应用化学研究所从南京迁往四川泸县，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也从南京辗转迁往重庆。

　　后方兵器工业中心

　　内迁后，国民政府还在大后方新建了几个兵工厂，有2个在重庆(不含重庆万县的)，生产氯酸钾(第26工厂)和合金钢(第28工厂)，该两种产品当时在国内绝无仅有。在重庆还增设了军用特种车辆零件试造研究所和兵器陈列所。

　　在抗日战争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一大批能生产各种械弹、其数量上也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兵工企业内迁到重庆，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

　　内迁后，为尽快恢复兵工生产，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8年3月呈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决定各兵工厂迁移用地按照军事征用法进行。由于国民政府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和各厂奋斗牺牲之精神，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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