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孙子回忆：最渴望去前线(2)

　　“想要胜利，士兵就要不怕死;士兵若要不怕死，那么他们的班长、排长、连长就要先不怕死，冲在最前头;团长、旅长、师长若要不怕死，总司令就要以身作则，在指挥得当的前提下，不能贪生怕死。如果长官不带头，怎么让下面的官兵去做?在当年那种条件下，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只有这一个办法。”张庆宜说，75年过去了，人们缅怀张自忠，正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千万中华民族英烈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

　　祖父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他的东西不许家里人动。张庆宜说，祖父有一辆号牌为天津市001号的汽车供上下班使用，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平时家人出门他只让坐自己买的一辆旧车。此外，祖父对家中的佣人很宽厚。

　　张庆宜回忆，祖父牺牲时他年仅十岁，脑海中对祖父张自忠的印象，就像一张张幻灯片，并不连贯地显现出来。“印象里他总是很严肃，但大人们说他很疼我们，小时候他回到家会用胡子扎我们，我们都很怕他的胡子。”张庆宜说。

　　1936年，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后，全家人都跟随他到了天津。“祖父生活简朴，但在天津，作为市长，他不可能太寒酸。”张庆宜说，“当时，天津有一位资本家盖好了一所房子，祖父要来当市长，天津商会说要把那所房子送给他，祖父拒绝了。他请示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拿出2万6千大洋将房子和旁边的小跨院买了下来。”张庆宜口中的房子便是如今位于成都道60号的张自忠将军旧居。

　　在张庆宜的印象里，祖父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他的东西不许家里人动。张庆宜说，祖父有一辆号牌为天津市001号的汽车供上下班使用，在当时那是辆好车，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是平时家人出门他只让坐自己买的一辆旧车。此外，张自忠不允许家里人打骂下人。“他不允许佣人喊老爷、少爷、小姐这样的称呼，他们喊我父亲二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就直呼我们的名字。”

　　祖父对家中的佣人很宽厚，张庆宜还记得，有一年山西闹大水，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成了孤儿，祖父就收留了她们，她们平日就帮着家里干活。后来，两个女孩一个嫁给了祖父的卫兵，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团长，出嫁前，祖父还给她们买了嫁妆。张庆宜回忆说，她们在家里生活的时候，祖父每次回家避开家人时都会问她们：“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

　　“‘男的不做吃饱蹲，女的不做衣裳架子。’这是祖父生前对孩子们的要求，他希望孩子们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张庆宜说。

　　张庆宜说，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一位记者问他：“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祖父殉国的消息的?”听到这个问题，张庆宜一愣。因为1940年祖父牺牲时，年幼的他并不知情。

　　当年张庆宜全家人并没有去重庆，而是留在上海租界地，因为那时他的祖母发现得了子宫癌。“当时能治疗子宫癌的地方，整个东亚地区只有上海雷锭医院可以做放射治疗。”张庆宜说。虽然那时日本人不会进入租界地，但当时已占领了上海，气焰非常猖獗，因此，虽然家中的大人们知道了张自忠去世的消息，却为了安全考虑，并没有告诉孩子们。“知道祖父牺牲，已经是全家离开上海去西安的时候了，那时我十一二岁。”张庆宜回忆。

　　在一些关于张自忠将军生平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国葬张自忠于北碚梅花山。”张庆宜说，事实并非如此，“据我所知，1940年在梅花山是权厝，并非下葬。”他解释说，所谓权厝，是将棺椁放在地面上，在棺椁上盖上土。在那时，这是保护遗体的最好方法了。张自忠将军国葬令的发布是在1947年，当时国民政府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军人中决议给予其一人国葬待遇。不久，蒋介石忙于内战，并未完成对张自忠的国葬。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就地深葬于梅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