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黑龙江文学

2017-11-08 15:2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就在英勇的民族斗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军事厮杀的同时，生活在黑龙江大地上的作家也用他们手中的笔与侵略者展开了激烈搏斗。尽管这种斗争有时锋芒毕露，有时隐晦曲折，但却始终没有停歇过。在十四年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虽然有的作家惨死在日寇屠刀下，有的作家惨死于侵略者的铁狱中，但就是没有屈膝投降、认贼作父、丧失民族气节的作家。

　　当1932年初日寇的铁蹄踏上黑龙江的土地后，黑龙江的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军事上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了把这股愤怒的民族反抗浪潮压下去，侵略者动用了大批军事力量，对抗日军民进行武装“讨伐”，因此暂时没有能力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控制。这种客观形势为沦陷初期的黑龙江作家提供了绝好的战斗良机。在金剑啸、罗烽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有意引导和带动下，沦陷的哈尔滨出现了一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倾向的作家队伍，三郎(萧军)、悄吟(萧红)、白朗、达秋、李文光、金人、姜椿芳、侯小古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些进步作家一方面组织剧团，排练进步戏剧，另一方面以《哈尔滨日报·新潮》、《大同报·夜哨》、《国际协报·文艺》和《黑龙江民报·芜田》等报纸副刊为阵地，宣传战斗的文艺思想，发表带有强烈反满抗日色彩的作品。他们呼唤作家们要“坚定起我们的意识形态，肩承历史人群给予我们的任务，把它赋予文艺的本身，要它也去完成它所应负的任务”(三郎)。正是出于这种文学理解和追求，他们在作品中热情歌颂沦陷后黑龙江军民顽强的反抗斗争。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抒写了一支抗联部队在极端严酷的环境里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战士们宿营在“风雪之夜”，“斜倚着雪亮的刀剑”;当杀向敌人时，则为“死与死的相拼/刀与刀的相咬/肉与肉的残杀/声与声的相混”。充分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李文光的小说《路》和悄吟的小说《两个青蛙》，也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民众的抗日活动。这些作品无疑是当时黑龙江军民抗战生活的艺术反映，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形象的历史纪录。

　　此时，他们写得更多的则是锋芒直指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作品。他们用冷峻的笔触揭露和痛击侵略者在“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口号下建立起的所谓“王道乐土”，其政治性和战斗性都十分鲜明。罗烽的小说《口供》用简洁有力的笔勾画出一幕人间的丑剧和悲剧，使人看到那些人面兽心的伪警察人员为了奸污一个小商人的妻子，是如何构陷无辜强行占有良家妇女的;白朗的小说《只有一条路》通过一个少年的自述，揭示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人的压迫，并暗示人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向反抗。三郎更不断地用他刚健粗犷的声音控诉着和反抗着。他在诗《全是虚假》中，怒斥日伪政府的舆论欺骗，说“一切全是虚假，一切全是废话，我们的出路呀，还要我们自己来打”。在小说《疯人》中，又借一个佯作疯态而实则清醒的反抗者之口，痛斥日伪统治下的人间的种种罪恶。也在此时走上文坛的陈缇在他的小说《棉袍》中则张扬着“血和力”，强调以个人的复仇来反抗现实。这些都显示了沦陷初期黑龙江文学创作的实绩。特别是1933年秋，三郎和悄吟出版的小说集《跋涉》，不仅是日伪统治下的黑龙江文坛响起的一声惊雷，也是“袭向全满的一颗霹雷”(梁山丁语)，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东北沦陷区进步文学的创作，堪称抗战期间黑龙江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沦陷期间黑龙江文学对整个东北文坛做出的重要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