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叶挺的抗战岁月：在烈火与热血中永生(2)

　　1939年1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向武汉外围挺进，深入豫南、鄂东、鄂中敌后，开辟鄂豫边根据地。2月，周恩来伯伯亲自到皖南，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整编第四支队，组建第五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铁路两侧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开辟了豫皖苏边、苏皖边等根据地。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苏南部队。

　　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父亲与项英等领导人指挥部队转战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方针，父亲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母亲变卖了全部首饰，为新四军购买了3600支枪。父亲还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把《囚歌》赠送给郭沫若

　　1941年1月8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伤亡惨重。1月14日，饶漱石作为新四军党组织代表要求父亲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无理扣押。

　　我记得很清楚，得知父亲被捕后，向来文静的母亲痛哭失声，三天不能起床吃饭。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全家没有了欢乐，每个人都被一种焦虑、期盼的情绪笼罩着，大家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对父亲的思念、担忧和对父亲平安的祈愿。

　　父亲一生坎坎坷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父亲被强行扣押后，开始被关押在上饶李村监狱。随后又被转至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监禁状态。从1941年1月21日起，父亲开始写作自述——《囚语》。

　　1942年，蒋介石派人将父亲转移至重庆白公馆。

　　接二连三的劝降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削弱父亲的意志，当时母亲也到了重庆，她通过周恩来伯伯找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获准到监狱探望父亲。在一次探望中，父亲要母亲把他在监狱里手制的一枚“文虎章”交给郭沫若，作为祝贺郭沫若50寿辰的礼物。过了不久，母亲再次将父亲写给郭沫若的亲笔信送到郭沫若手里，此信中附有被后人常常传诵的诗作《囚歌》。父亲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正大光明，扬眉吐气”

　　1943年，父亲被转到李济深管辖下的桂林，我们一家也被允许与父亲住在一起。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与姨夫麦畅生一家离开澳门，经韶关、长沙到广西桂林。我已经四年余未见父亲了。这次相见，看到父亲变化很大，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现一丝丝的斑白。

　　父亲早一个月到达桂林，先是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城中一家小旅馆里。当时都听说父亲获得了自由。国民党名义上给父亲一个“高参”的空衔，实际上以此作为继续软禁父亲的挡箭牌，继而将父亲转移到桂林郊区观音山麓的一个住处。那里原来是李济深准备在日本轰炸桂林时临时办公的地方，大概有二三十栋平房。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和姨妈一家投奔父亲，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就住在那里其中的几间平房里。

　　父亲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独断专行。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后，父亲把我们叫到屋门前，他坐在一个小竹凳上，我们围成一圈站在他面前。父亲对我们说：“从明天开始，你们的名字全部改掉!”我原来的名字是福农，父亲给我改名正大，老二福麟改为正明，下面是华明、正光，父亲最疼爱的女儿——我的五妹改名扬眉。父亲说：“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