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和湘南起义：陈毅在湘南起义中的作用和贡献

 

　　说到湘南起义，很多人都对朱德赞不绝口，而作为另一位湘南起义的重要领导人，陈毅的作用和贡献也不容忽视。陈毅止庵湘南起义中的作用和贡献不仅在于协助朱德发动了起义，而且他代理过郴县县委书记，在湘南起义军面临困境的时候带领军队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进发，成功实现战略转移。
　　1928年1月，朱德、陈毅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共同发动的湘南起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影响之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少有的，在我们党史、军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和“左”的影响，对这次起义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给湘南起义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党史和军史界的研究者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湘南起义，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今天，在湘南起义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朱德、陈毅在起义中的历史功绩，进行事实求是的深入研究与科学论证。本文就陈毅在湘南起义中的作用作一探讨。
　　一、审时度势，协助朱德，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领导湘南起义
　　关于湘南起义是朱德、陈毅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领导的问题在党史和军史界已成为共识。对朱德对湘南起义的历史功绩，也有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但对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陈毅在此次起义中的作用，研究甚少。
　　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遭到敌重兵的围追堵截。在潮州、汕头失利，三万起义部队仅剩二千余人。部队中有人心灰意冷，提出要解散部队。为稳定军心，朱德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朱德慷慨陈词，表示要把革命的种子保存下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有部分同志对革命缺乏信心，情绪低落。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时任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党代表)的陈毅挺身而出，第一个“表示愿意鞠躬尽瘁，辅佐朱军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陈毅的带领下，大家纷纷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作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议。当部队到达天心圩时，由于敌人的围堵，又无根据地，部队笼罩着悲观失望的气氛。在这里，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顿。在军人大会上，朱德把当时中国革命比喻成俄国的1905年革命，并预言:军阀即将混战，革命将会有大发展的机会。陈毅则用革命者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等激励斗志的话启发大家。通过整顿，部队军心开始稳定。在之后的大庚、上堡二次整顿中，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精简，加强了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部队重心也开始转移到农村。这就是著名的“赣南三整”。整顿之后“，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为进入湘南，发动湘南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南昌起义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之事被人告发后，朱德、陈毅率部队于1928年1月离开韶关北上。在扬家寨子(今广东乐昌县)同湘南地方组织联系上，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从智取宜章开始的。奇袭成功后，朱德、陈毅又运用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在坪石歼灭许克祥六个团，打得许克祥化装弃轿乘船逃走。取得坪石大捷的起义军，势如破竹，相继攻下郴县、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附近的茶陵、安仁、酃县也相继举行暴动，形成“在湘南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正如黄克诚所说的:湘南起义“是朱德、陈毅同志发动，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响应……朱德、陈毅部队打到坪石、宜章后，郴县、永兴、耒阳等地都行动起来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南昌起义余部纪律松驰、斗志涣散、不成建制、面临着即将溃散的绝境时，陈毅帮助朱德，整顿部队，渡过难关，并理智地选择敌人薄弱环节的湘南发动起义。湘南起义的成功发动，保存、壮大了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打响向国民党反动派还击的又一枪，开创了领导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先例。
　　二、临危受命，代理郴县县委书记，坚决抵制和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湘南起义使湘南的苏维埃运动蓬勃兴起，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正值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之际，湘桂军阀混战结束。混战一结束，敌人就准备对湘南的革命力量进行“会剿”。面对强敌即将的进攻，深受“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影响的湘南特委，却制定了一个所谓克敌制胜的“焦土战略”，即烧毁湘粤大道两侧30里以内的房屋，组织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使进剿湘南之敌无法立足，不打自垮。“左倾”盲动主义是面对反动的血腥屠杀，出于对陈独秀右倾妥协投降主义义愤滋长的强烈复仇情绪和小资产阶级急性病而产生的一种盲动主义错误思想。中央以瞿秋白为主要代表。湘南特委由于在“马日事变”“、沁日事变”中接连遭到敌人的镇压与屠杀，自然地接受“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并在工作中加以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理论根据是“: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专制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郴州是湘南重镇，所以特委决定先烧郴州城。这一政策一出台就受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抵制。广大城镇居民和湘粤大道两侧的农民更是强烈反对，但湘南特委还是我行我素，一味地强调要执行。隐蔽在人民内部的敌人利用群众的不满，乘机制造谣言，煽动群众，使矛盾激化。1928年3月12日，就在郴县县委动员烧房的群众大会上，反动煽煸动被蒙蔽的群众以将手臂上的红布摘掉，缠上白带子为讯号，发动反革命暴乱，当场杀害县委负责人，继而捣毁县工农兵政府及各群众团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白事件”。在永兴的陈毅闻讯后，立即率革命军两个连急行军赶到郴州，在农军赤卫队武装配合下，迅速平息了暴乱。但暴乱给起义“带来巨大的损失。暴乱中县区领导干部和基层骨干死伤达一千余人。城内东街、西街许多房屋被烧毁。……城内商品供应奇缺，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
　　暴乱平息之后的郴县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难以很好地区分对象；另一方面，部分干部群众出于对敌人暴行的义愤而产生的过激情绪也在滋长。如何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纠正“左”倾错误，平息过激情绪，不仅对肃清暴乱产生影响，对推动郴县各项工作恢复正常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对整个湘南地区工作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关键时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湘南特委派陈毅到郴县兼任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陈毅对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是反对的。在工作中，他不仅没有执行这项错误政策，而且进行了抵制。“湘南特委领导人在湘南起义中的若干极左行动，曾受到了朱德、陈毅等的批评，他们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到任之后，陈毅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坚决执行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大力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重新成立了县委和工农兵政府，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提拔到领导岗位，恢复各群众团体，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和分田运动。在处理暴乱善后工作中，如何处理参加暴乱人员的问题成为焦点。面对部分干部的过激情绪，陈毅和县委的同志，深入基层，耐心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引导他们分析参加暴乱人员的情况，让大家都认识到参加暴乱的大多数人员是对极“左”的“焦土战略”不满，被敌人蒙骗而跟着摇旗呐喊了一阵子，在看清敌人的真实面目后就觉醒，有的自动散去，有的甚至反戈相击，他们应与暴乱分子区别开来。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对于有犯罪行为的，也应区分首恶与胁从，罪行的轻与重，对于其中有悔改表现的，还应从宽处理。通过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让干群众统一了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县委作出“除主犯处决以外，一个不杀，对受蒙蔽参加的群众，一律既往不咎”的决定。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县委的决定。陈毅代表县委在会上向群众公开检讨，承认烧房的决定是错误的，批判了焦土战略等极“左”错误。郴县苏维埃政府也出布告，提出“四不准”，即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不准造谣，不准乱起哄。全县各区设立了革命法庭，成立肃反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各级群众的组织工作。陈毅还亲自去华塘、良田、栖凤渡等地强化宣传、解释，安定人心。由于陈毅等主要负责人的艰辛工作，郴县不仅迅速恢复了正常的革命秩序，而且干部群众情绪稳定，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比过去更加热爱、更加信赖。
　　与此同时，全县插标分田运动迅速展开。半个月内，全县插标分田达18万多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0%，是湘南各县分田最多的县。当起义部队撤出郴州，转移上井冈山时，郴县跟着上井冈山的多达6000多人，也是湘南地区上山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三、大敌压境，亲率农军主动退出湘南上井冈山，成功实现战略转移
　　湘南起义方兴未艾之时，也是湘桂军阀混战结束之日。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直接威胁着湘粤军阀的统治。混战一结束，取代唐生智统治湖南的桂系军阀，立即派军队“进剿”湘南的革命起义军。但耒阳鳌山一仗，桂系军阀被农军打败。为共同“进剿”湘南起义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湘粤军阀联合起来，调集了9个师和一个军官教导团，共同“进剿”湘南革命力量，企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此时湘南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朱德、陈毅一个师(实际是一个团)的正规军，各县虽有农军三个师、两个团数万人，但武器落后，枪支很少，多是梭镖、大刀，且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面对大敌压境、力量悬殊的严峻局面，朱德、陈毅分析敌我情况，借鉴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和湘南起义的力量，不顾湘南特委“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的反对和阻挠，坚决主张避敌锋芒，主动向井冈山转移。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也由毛泽东、何长工率领进入湘南作为接应。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为确保部队转移的胜利，朱德率第一师主力和司令部由耒阳经安仁向井冈山转移，陈毅则指挥郴县及其他各县农军东经资兴、酃县向宁冈转移。当农军在郴县集结欲向资兴转移时，敌军尾追而来，农军在拆岭阻敌三天三夜，完成阻击任务。之后，陈毅指挥农军万余人浩浩荡荡由资兴经酃县向宁冈进发。在这支庞大的农军中，既有白发的老翁、小脚的老妪，也有拖儿带女的妇女，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孩。有的农军战士一头挑着全家的衣服，一头挑着走不得长路的小孩，如建国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效凤、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曾敬凡等人，都是当年由父亲用箩筐挑上井冈山的。虽然队伍行进速度很慢，但由于有陈毅等人的精心领导，农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沔渡与朱德及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第二团会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
　　至于反对和阻挠转移的湘南特委，他们一味地强调“湘南暴动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不可丧失”，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主张与敌人硬拼、盲目冒险，自然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强烈反对。特委在随农军转移途中又不顾陈毅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一定要留在湘南坚持斗争，离开大部队。在返回衡阳途中，遭到反动民团袭击，特委机关人员全部遇难。我们不可否认，湘南特委多年为湘南革命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但由于特委在湘南起义中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反白事件”，也“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最后整个特委机关都被断送，这不得不说是革命运动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