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2)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在武汉的10个月，史沫特莱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她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0年9月史沫特莱去香港养病。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