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③｜九旬老八路吴湘聚：少时熟读斯诺作品，向往延安(4)

　　到了延安，我们这批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抗大开学典礼由毛主席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到延安学什么?三个内容——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你们就学习这三点。”罗瑞卿是教务长，讲话最多。林彪虽是校长，但不大讲话，他的湖北口音很重。

　　在抗大生活很丰富，有时抗大和陕北公学篮球比赛，毛主席也来看。正比赛时，毛主席来了，罗瑞卿赶紧上去敬礼。大家则继续打比赛，很随便。江青那时也出来散步，我们也看见过。抗大伙食的就不如安吴堡了，吃小米，还有萝卜、山药蛋，大锅煮熟，白菜都吃不上。当时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比较艰苦。抗大发军装，灰色布料子，和八路军军服一样，领章上有“抗大”二字。

　　抗大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徐懋庸、何思进等。徐懋庸过去是上海左翼的首领，和鲁迅打过官司，给我们讲哲学和社会科学。何思进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在抗大的三个多月，我接受了很多教授的教育。

　　抗大里男生一个大队，女生一个大队，各自分开管理，也不准谈恋爱。(19)40年代以后，要求结婚的青年干部比较多，开始流传“二八七团”说法，后来改为“二八五团”，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结婚。这是部队的规定，地方干部不管。有没有文件则不清楚。

　　1938年11月初，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开始采取对国民党诱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日军开始轰炸延安，延安于是疏散抗大学生，我们这个连队被送到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途中还曾路过黄帝陵，我们在黄帝陵参观了一下。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权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元旦那天刚过黄河，在一个叫兔儿湾的村庄过的元旦。路上很顺利，只在过同蒲路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连夜跑了八十多里路，敌人开了机枪，但没敢出来。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走了四十多天，一路背着行李步行，那年我16岁，这次长途步行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的考验。1939年2月到达晋察冀，继续学习了三个月，5月份在抗大二分校毕业。这里比延安又差了一些，教师和生活两面都是。吃的是小米，夏季发的是晋察冀的绿军装。和延安相比，晋察冀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但是讲的内容更加实用，更贴近战斗实际情况。抗大由军委所办，大部分毕业生都安排到部队工作。当时晋察冀正在发展根据地，彭真说地方上急需干部，和抗大二分校商量给他一部分学生，我们五个连的学生筛选了一百二十多人交给北方分局，做地方工作，我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