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烈石嘉植：反用美人计解救老百姓

石嘉植。

　　石嘉植，1918年3月20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乡盘石村一户农民家庭。是兄弟姊妹中惟一的一个读书郎，父母双亲对他寄予无限厚望。在县城高小毕业后，石嘉植于1934年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从县城来到省城，16岁的石嘉植心胸豁然敞亮：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呼声，那如火如荼的集会、演讲、游行，使石嘉植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洪流，成为积极分子。

　　1936年3月，石嘉植作为发起人之一，和同学共捐献38块银元，创办了一种杂志，取名《心声》。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区别，指出和平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来取得，一味退缩忍让只能是国破家亡。愤怒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那些幻想靠和平手段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苟且偷生的糊涂人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他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已到千钧一发、危不堪言的状态。我们甘心做亡国奴吗?要知和平是我们的天性，战争是我们争和平的利器。法国人常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句我们应当切记的格言。争我们的自由非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去干!决不要象奴隶般地顺从!同胞们!要想同列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非同我们的仇敌拼命不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热血少年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这年年底，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鼓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警察、特务仍然视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非法”，进行镇压和迫害。他们把抗日救亡活动高涨的省立一中诬蔑为“土匪一中”，把放了寒假也不回家热情宣传抗日的学生叫做“土匪学生”。石嘉植和同学们毫不示弱，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针锋相对，骂特务、警察是汉奸、卖国贼。1937年1月的一天，石嘉植和同学们在西安西大街演讲时，和特务发生冲突，从对骂到对打，学生人多，把特务痛打了一顿，迅速撤回位于西门里早慈巷的校内。当天夜里，警察和特务拿着“黑名单”闯进学校抓人，石嘉植在睡梦中被吵闹声惊醒，急忙穿上衣服，从学校北墙翻出校外。怀着满腔悲愤，他连夜徒步赶回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家乡。

　　不久，石嘉植决定北上，去那真正抗日的地方。他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段后，1937年3月初，长途跋涉，来到了梦绕魂牵的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下旬，石嘉植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任文化宣传干事。9月底，一二九师全体官兵抱着“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2月，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多次伏击日军，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歼灭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在神头岭战斗中，石嘉植初露锋芒。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驻山西潞城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沿公路向北开进，配合敌军九路围攻，夜间在神头岭北麓一个山村宿营。为了摸清这股敌人的实力，团首长命令由文化宣传干事改任情报干事的石嘉植，带一个班进村进行“剖腹侦察”。夜半时分，石嘉植带领战士们摸到村口，见一个日军哨兵正抱着枪来回游动。石嘉植让战士们就地隐蔽，他手握一把刺刀，只身悄悄运动到一个碾盘旁边，蹲伏在黑影里。当那个哨兵刚从碾盘边走过去，他一跃而起，奋力一刀刺穿敌兵的胸背，这个哨兵还未来得及喊一声，就扑倒在地，见了阎王。石嘉植率领战士们进到村中，摸清了卡车、骡马大车的数量。临撤出时，他带领战士扑进村边敌人睡觉的一间草房，用枪托、刺刀对准熟睡的敌军一顿狠刺猛砸，当即消灭十几个日军。一个敌军官伤重未死，摸到手枪开了一枪，被石嘉植跳上炕头又补了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