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赵丹逝世

左起：周恩来、王为一、徐滔、赵丹

1980年10月10日，人民艺术家赵丹因患癌症逝世，终年65岁。

赵丹，原名赵凤翔，祖籍山东肥城，居江苏南通，生于1915年。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学时代，就热爱戏剧艺术。1931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国画。1933年，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话剧运动，并进入电影界。从《琵琶春怨》开始，几年里他先后参加拍摄了20多部影片。特别是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中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成了一位最受观众欢迎的明星。1937年，赵丹和许多电影戏剧工作者一起，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赵丹赴新疆开拓戏剧工作，遭到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系狱5年。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主演了《遥远的爱》、《乌鸦与麻雀》等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的艺术才华有了自由施展的广阔天地。他成功地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留下了可贵的财富，博得了国内外观众和影评家的赞扬。10年浩劫中，“四人帮”对他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关押了5年。

在他逝世前两天，即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