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之嬗变(2)

　　纪念话语偏重于政治内容，不大关注历史事实或真相，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该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即“亲苏反美”，抗战胜利纪念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同时则亲近苏联。此不仅体现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表现出一定历史性。《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一系列行动都显露出“侵略野心，严重地破坏着和威胁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完全违反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了”。⑧美国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帮凶，干涉亚洲事务。⑨罗瑞卿在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也还要靠人民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美国当年也是积极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今将曾经的中国同盟美国置于反对位置，显然出于政治需要而确定的宣传策略。罗瑞卿认为“德、日、意法西斯一垮台，美帝国主义就立即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走上了它们的老路，积极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妄图独霸世界”。⑩此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实现“反美”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纪念话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则倒向了苏联，极力宣扬中苏亲善。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即强调，中国人民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长期支援和最后出兵解放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伟大援助”。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不同，“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11)自1951年始，中苏领导人为抗战胜利纪念经常互致问候。如，1951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政府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12)同时，斯大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也电贺毛泽东主席。(13)1952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也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互致贺电。(14)1954年为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互相致电。(15)195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许多文化界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高度强调苏联贡献。该时期抗战胜利纪念由于政治需要，在政府主持下纪念话语侧重于反美亲苏，避而不谈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表现等，受政治局势影响对纪念内容和主旨具有明显选择性。

　　纪念目的具有明确政治性，可以将之视作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延续，此时抗战胜利纪念是为政权建设需要。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才赢得应有国际地位和权利，但这种胜利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16)中国人民正是在抗击灾难和承受痛苦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政权建设需要革命烈士的付出和英勇牺牲，缅怀革命烈士成为纪念重要内容。1951年“九三”抗战胜利日前夕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的儿子左山写信给全国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们，以示哀悼和纪念，认为“伟大可爱的祖国是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17)因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特殊，纪念苏联烈士也能为政权建设添砖加瓦。1955年，旅大市各界代表和苏联侨民向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以怀念和感谢苏军解放东北。(18)1957年，为纪念抗战胜利，沈阳各界代表祭扫苏军烈士墓和苏军阵亡烈士纪念碑，旅大市各界则给在斯大林广场上的苏军烈士塔敬献花圈，纪念为解放东北、击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苏军烈士。(19)该种属“革命性”动员的纪念具有很强针对性，新中国建立在烈士们英雄牺牲的基础上，以此追寻政权合法性基础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