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战争的谋划与发动：日军进占东北的战略与作战(2)

　　1931 年5 月29 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阐述：“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护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以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基础，继而侵占华北、华中等中国领土的大战略方案。

　　日军在此期间炮制出的其他主要方案还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 年7 月)、《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案》(1929 年7 月)、《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1930 年9 月)、《满蒙问题处理案》(1931 年3 月)、《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1934 年4 月)。上述方案中制定了对沈阳(奉天)、锦州、弓长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长春等要地的攻防要案，还有对嫩江等河流的渡河作战方案，详尽地决定了日军进攻东北的战略目标、作战计划、开战办法及政略措施。其在东北的作战目标为“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关东军统治整个东北，“变满蒙为我国领土”。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由军部之外的力量去实行”谋略手段，然后由日军去解决战争问题，等等。

　　2. 柳条湖事件后的战略与作战

　　1931 年9 月18 日，奉天附近发生的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密谋策划的军事行动。日本参谋本部在九一八事变后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回电中强调两点：第一，“9 月18 日夜之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及处置是合于机宜的，它加强并维护了帝国军队之威信”;第二，“鉴于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的态度等状况，阁议决定不要超越处理该事件必要之度的规定，今后军队行动应遵此宗旨而加以妥善处置”。

　　1931 年9 月21 日，由林铣十郎司令官率领的朝鲜军跨越中朝边境，入侵中国东北。9 月22 日，内阁决议：“对于朝鲜军的独断越境……鉴于朝鲜军已经出动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此外，由于“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拨予军费”。军部关于增兵东北等的建议随之得到批准。9 月24 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一方面强调“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则强调日军的行动是“自卫”，是“先发制人”以“解除中国军队武装”，追随军部为战争辩护。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0 年10 月制定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就设计了三种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法：一是扶植名义上属于中国的亲日政权以取代张学良;二是建立脱离中国的独立国即傀儡政权;三是直接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又相继于1931 年10 月21 日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932 年1 月6 日制定《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以急迫快速解决“满蒙问题”。

　　1932 年3 月10 日，刚刚建立不久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国防、交通及其问题”的密约，分别由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双方签字。以此密约为基础，9 月15 日，日本同“满洲国”政府正式签订《日满议定书》。基于《日满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确立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统辖“满洲国”日系官吏实施“内面指导”的《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规定在行政、陆海军、治安维持、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经济开发、交通与通信、财政、教化等各方面对“满洲国”实施“指导”与“监管”。此外，关东军还迫使“满洲国”傀儡政权于1934 年签订《关于共同分担国防费之件》，详细规定了预算开支比例，将战费完全转嫁给殖民地民众，并规定数目将依“战时或非常时期”而做“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