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求恩共事的日子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同志是在1938年秋天。那时，我任三五九旅卫生部司药长，部队驻山西灵邱下石樊村。因为当时缺医少药，我也做一些医疗工作。当我们听说由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要来到我们卫生部指导工作时，非常高兴。为欢迎这位国际医疗专家，我们特意给他准备了鸡、肉和菜，也为他准备了休息的住所。记得那一天，白求恩同志从几十里路外的旅后方医院赶来，一到卫生部，就急忙问：“病房在哪里?病人伤员有多少?”同志们让他洗脸休息，他坚持不肯。他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客人，我不是来作客的，要作客我就不来中国了。”白求恩大夫当时身穿灰布罩衣，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精神充沛，面色红润，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显得格外朴实亲切。他到卫生部后，既不休息，也不吃已摆在桌面上的饭菜，连续检查了几十名伤病员，并了解了许多情况。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他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有一天，团政委彭庆云同志右手受伤，流血不止，处于昏迷状态，有生命危险。白求恩同志听了电话报告以后，因为翻译生病不能随从，他一个人骑马飞快地从十几路以外赶到彭庆云同志身边，下马后，立刻进入病房，给彭庆云同志做了手术，拯救了彭庆云同志的生命。

　　在一次阻击战斗中，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左齐同志右臂挂彩，流血很多，卫生员用止血带给他扎臂止血后送往三五九旅卫生部。因路途较远，扎的止血带时间过久，左齐同志的右臂组织造成坏死，送到医疗队，经白求恩大夫检查之后，右臂需要截肢，白求恩同志怀着非常婉惜的心情为左齐同志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白求恩同志立即向卫生部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严厉指出：医务人员应该对伤病员负有高度的责任感，左齐是因为扎止血带时间过久而造成截肢，这是很不应该的，要追查责任，吸取教训。当时在场的医务人员都对白求恩同志这种对伤病员高度的负责精神深为敬佩。

　　白求恩同志关心伤病员胜过关心自己。他每次给伤病员做手术，总是那样细心耐性，不知疲劳，一个大手术需要数小时，他总是全神贯注连续操作。在那段时间里，每次战斗都有不少伤员。为此，他不得不分昼夜连续做手术。同志们关心他的身体，劝他休息片刻，他总是微笑着坚持一丝不苟地做手术。每次手术后的第一次换药，他都要亲自动手，边为伤病员换药边嘘寒问暖。对重症伤病员，白大夫则更加关心，并经常把自己吃的糖、香烟等省下来，送给伤病员吃，他自己与同志们一样吃土豆。凡是经过白大夫医疗的伤病员，无不称赞他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有的同志感动得流泪。

　　白求恩同志是一位闲不住的人，他除了给伤病员医疗处置外，还经常给我们医务人员讲课。记得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时，他教导我们医务人员说：“在战争艰苦年代，缺少医疗工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不能单会医疗技术，还要会当木工、铁工、缝纫工，要自己动手学会修理医疗器械，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外科医生的工作需要。”他还说：“医疗器械不都是外科医生在实践中发明的吗?”他自己就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地修理器械和改进器械，因为截肢手术时缺少骨锯，他因地制宜地用木锯来代替使用。凡此种种，克服了战争年代的种种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

　　1938年冬季的一天，三五九旅卫生部接上级指示，去接应执行一次伏击任务的某部伤员。卫生部顾正均部长指定我负责带领部分医务人员、担架队、炊事供给等人员去完成伤病员的转运工作。当晚，我们连夜出发，走到天亮，到达距火线还有20里的一个村庄。到目的地后，我们立即分工，作驻营准备工作，同时设立病房和手术室，计划伤员的分类和人员的安排。刚刚晌午，白求恩同志率领的医疗队也来了，随他一起来的还有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同志和卫生部的王大夫、翻译以及三五九旅卫生部刘朋来同志等。白求恩同志一到就问我敌人都用哪些武器，估计我们有多少伤亡，如何安排，怎样分类、治疗、后送等等。我掏出日记本，把我们计划的初步方案，向白求恩同志作了详尽的汇报，白求恩同志不时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也不时摇摇头表示计划得还不够仔细周密。随后，他十分认真地为我修改计划，还特别提出要把胸外科的伤员专门分类管理，以防发生意外。白求恩同志还坚持和我一起去现场，检查准备情况。到现场后，他亲自动手打扫卫生，安设床位，忙个不停，我多次提出要他休息，他却一直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