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与芷江空军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芷江作为一座山城能够名蜚中外，与拥有一个机场密切相关。这个机场当时不仅面积之大名列全国第二，而且是抗日战争中盟国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

　　机场始修年代并非人们所说的抗战初期，而此地落机却在1933年李宝臣围陈渥之战。李、陈是盘踞芷江的两个小军阀，相互吞并之中，李宝臣围陈渥于城内，城墙高且厚，易守难攻。省主席何键派一架双翼引擎机支持李宝臣，这架飞机降落在东门外1公里的教场坪。这个从清代以来训练士兵的地方，暂时起到了机场的作用。因此芷江机场是先有飞机后有机场的。

　　1937年，陈纳德受聘出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顾问(即中国空军总顾问)，他提出“要在中国西南各省开辟几处大型军用秘密前进机场”的建议，深受蒋中正、宋美龄等国民政府要员的重视。在陈纳德的倡议下，中国航空委员会于1938年征集了新晃、芷江、麻阳、黔阳等11个县的1.9万民工扩修了芷江机场;1942年又征集了3万民工对芷江机场进行了再次扩修，扩建后的芷江机场跑道长1600米，宽50米，面积达4282亩，为抗战时期盟军远东第二大机场。

　　1938年陈纳德飞抵芷江，10月在芷江创办了第一所美式航空学校，为中国空军培养大批优秀飞行员，同时负责督促芷江机场扩建工作。

　　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1941—1942)、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芷江机场成为二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前进机场，盟军的战略空军基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空军因作战损失的飞机得不到补充而陷入困境，陈纳德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终于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于1941年4月15日签署密令，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00架P-40战斗机，并派志愿人员256名来华参加抗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同古镇凯德机场成立，由陈纳德出任队长，下辖三个战斗机中队。

　　1943年底，陈纳德将军及其所率领的飞虎队飞行员120人，技师420人进驻芷江机场，利用芷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主动出击，除经常与侵华日机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掩护从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实施对华北、华中日军驻地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沙、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等重要军事任务。但在当时，芷江机场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湘西某机场”、“湘西盆地机场”、“万能之王”等代号称呼，给芷江机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芷江机场出发的飞机直接参加空战打击侵华日军、直接切断日军补给线、直接参加远程作战，多次轰炸日本本土，在八年的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当时芷江机场停驻各型飞机达400多架，主要是美国P-40盗鱼式战斗机、B-25“战鹰”式中型轰炸机、P-51“野马”式战机、P-61B“黑寡妇”战斗机等。美军驻芷后，中美空军俱乐部、飞机第二修理工厂、医院、招待所、银鹰酒家、酒吧等遍布机场附近，芷江航校、美国驻芷江空军司令部、美国驻中国后勤司令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战勤部队等部队和军政机构20多个，仅美空军人员就多达6062人。1941年10月—1945年8月，飞虎队支持中国抗战成绩斐然，共击落、击毁日机2600架，击沉、击伤敌舰船44艘，击毁军用商船223万吨位(2.23MT)，击毙日军66700人。

　　芷江机场见证了抗战胜利。芷江拥有的空中力量给侵华日军及日本本土造成巨大威慑，日军视“芷江空军基地”为眼中钉、肉中刺，制定夷平芷江美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占领陪都重庆，征服中国的一号作战计划，遂于1945年4月发动了对湖南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28万，战线长达400多公里，最终以日军伤亡34805人而告结束。1945年4月9日—6月7日，陈纳德将军所率的中美空军在芷江保卫战期间频繁出击，对日军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据不完全统计，在湘西会战期间，仅中美混合空军大队第五大队出动飞机3101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共发射弹药360万发，中型轰炸机出动183架次，每次平均搭载炸弹1000磅，杀伤大量敌人。湘西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从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从此，日军再也没有能力开展大规模的作战，对抗战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外媒体称其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