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间谍：入中国籍的意大利人

　　我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军政官员，其中一位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大帅。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好几次要求我报告一些在俄国的中国人生活的实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那些材料我是愿意提供给他的。他又一再对我说，

　　倘若我决意留在东方的话，那他邀请我去为他工作。他的条件很动人，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我又想到了战后欧洲惨象，决定接受邀约。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张氏那时在满洲，是人所共知的东三省督办。

　　(与田中大佐夫妇摄于天津)

　　大帅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我是在为他工作。因为吴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吴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对外，我仍应假装着是为自己的政府或协约国列强工作的。在“一战”期间，我是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的。

　　我与张作霖大帅见面的次数不多。张大帅在沈阳召见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装扮得像一个中国人，戴上黑眼镜，头上戴顶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个亲信带着我去。

　　我为大帅工作了八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对忠心的下属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好上司，但对犯错误的人以及那些企图辜负、滥用他的信任的人来说，却非常严厉，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张作霖大帅)

　　在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内，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去执行工作的。这是这套勾当中必要的一部分啊。

　　我的活儿很多，也很杂：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别国特务人员的动静，追捕土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贩(白俄是因为俄国革命逃到中国东北的)，以及时刻观察、记录、破坏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活动。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需要经常变换身份。我的公开职业有很多身份，也以小生意人的身份掩护过自己。譬如，在蒙古我当过金矿或煤矿的调查专员，当过筹建俄满间交通商务建设铁道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秘书。这是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正因得此便利，我在1911年3月7日搭乘了这条铁路的首班车，游历了俄国。在1922年，我在满洲里——俄满边境铁路的一个地方，在一家中俄文报馆当编辑;此后，我又在库伦[3]做了好几家报纸的通讯员。

　　1923年2月，我奉命回到沈阳侦查私贩军火，军火走私当时在东北是对治安的严重威胁。开头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沿京奉铁路一带的地方取得了不小的收获。3月2日，我就第一次缉获五百支来复枪。那些枪械是意大利造的，当军火贩翻过长城，离山海关还有九里路的时候，我就将他们捉住了。3月22日，我缴获另外一批一千支的来复枪。4月12日，在我的部署下，我的探员们又在北戴河附近缉获二百支意大利自动手枪。4月27日，在更靠近关内的一个偏僻的乡下，我们捉到了几个私运两千支以上来复枪的走私者。这些军械都是满洲当地土匪订的货。

　　张大帅给我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很多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可是励精图治的张大帅还是尝试树立他的辖区内的法律规范的权威，让自己的政令通行无阻，他试图挫败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我的侦察私贩军火的活动让意大利政府知道了，我六月间到天津时接到了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格勃利里的一个邀请，要我去见他一面。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预备做些什么工作，我答他说是来游历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