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河北经济统制和掠夺（5）(2)

　　纺织业。纺织业是20世纪初兴起的河北近代工业的主体产业，也是民族工业中的支柱产业。日本侵占华北后，便控制了所有的纺织企业，委托给日商经营，使日资垄断了纺织业。1936年华北的纺织业，有日商纱厂12个，共有纱锭869608枚，织机14066台，分别占67.8%和79%;华商纱厂19个, 纱锭413780,织机3734台,分别占32.2%和21%。而到1941年在华北的日商纱厂及日军侵占的各地纱厂的机器设备之和在棉纺织业占绝对垄断地位,日商纱厂达到了30个, 纱锭1092368枚,占92.9%,织机19059台,占97.2%;华商纱厂仅剩下3个, 纱锭83496枚,占7.1%,织机560台,占2.8%，几乎要被全部挤垮。而从全华北地区的棉纱产量来看，自战争以后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的状态。据统计，1936年华北地区年产棉纱46.9万包，1937年产棉纱38万包，相当于1936年的81%;1939年为22.3万包，相当于1936年的48 %;1940年和1941年棉纱产量略有提高，也仅及1936年的一半。经过1943至1944年的大规模整顿，华北棉纺织业有1/3的闲散设备被强令拆毁制铁，或转产军工。天津裕大纱厂设备全部拆毁改为军用化工厂。到1945年天津的日商纱厂总锭数仅相当于1942年的近69%，华商纱厂也减少了1/3。到1945年天津的日、华纱厂总生产能力仅及1940年的69.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华北棉花和棉织品的统制。规定华北棉花要有一半运往日本和伪满洲国，本地消费的棉花还必须一半供给军需。且产品均为当局统制，以供军需为主，无利可图，至各厂大多处于半停产状态，产量连年大减。华北棉纺厂1944年仅可产纱18万包，相当于1941年的76.27%，相当战前1936年的38%。(1)

　　以石家庄大兴纱厂为例。石家庄大兴纱厂是独立的华资企业，成立于1922年，在日本等外来资本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苦心经营，到1937年，已有3万枚纱锭、500台织机、2000多工人的企业。1937年12月15日，被日本强行军管，移交给钟渊会社经营。1940年后，由伪市长擅自代表大兴厂方，与钟渊株式会社签订“合作办厂协议”。随即由钟翔株式会社派人出任厂长，虽然挂着中日合营大兴纺织厂的招牌.而厂内的全部机构仍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先后有池田、川土、掘尾、涛到寿其充当广长，主持办公室的船山、主管人事的三田、主管后勤的片田、负责供销的同仓、负责动力的车灰冢、负责原料成品仓库的斋膝等要员都是日本钟渊的职员或特务。此外还在每道生产工序中安置一名日本工头，严密管制工人。从上到下，日本人掌握了大兴纱厂的全部生产经营权力。而工厂生产的布匹和大部分棉纱都被日本侵略军充作军需或运往日本。1942年后，日本侵略者强制“献铁”，大兴被日军锤毁了1/3的设备，还强令代替天津日商公大纱厂“献铁”，到1945年仅剩纱锭5000枚，织机百余台，成了几乎不能生产的小厂。(2)

　　传统的手工织布业，命运更惨。高阳土布是河北特产，高阳也是华北土布的中心市场之—。“七.七事变”后，高阳被日军占领，繁盛的布市场顿然萧条。大商户纷纷逃往平、津、保等大城市。60多家布线庄、布庄、布店、线庄，由于对外交通阻塞，棉纱颜料断绝来源，产品无法外运，而全部停业倒闭。14家机器染轧厂的机器，有的随东家运往天津，不能搬动的，均被日军抢走毁坏，致使高阳染轧厂完全倒闭。农村织布户的命运更加悲惨。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纺织机和织布用具被劫掠、毁坏。 1939年特大洪水，日军决堤放水，助长水患，冀中一片汪洋，庄稼无收。敌祸天灾，乡村织户只得卖掉织机，把木机件劈柴烧火，携妻儿老小外出逃荒。高阳布区的织机从6万多张减至3千多张。每集上市棉布不到100匹，线不过4百斤，麻布则完全绝迹。另外，日军对棉花、棉纱严格控制，大肆掠夺。冀中为产棉区，日伪实行统制贩买，使乡村织户棉花来源断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