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河北的经济统制和掠夺（6）(3)

　　征税。在热河，种植罂粟，每亩要征特税5元，附加税10—20%，甚至还强迫“每亩预交税8元”。(9)据统计，1933年，热河征烟税1301768万元，1934年上升为2670927元，从1933年到1944年，共收特税2800多万元。还有烟灯税、烟民登记手续费、烟地勘察和招待费等。此外还有罚款，1933年到1944年，不下七八百万元。(10)群众不堪忍受，为此激起反抗。1935年4月23日，迁安县30余村群众包围并捣毁伪鸦片机构。伪蒙疆政权实行“鸦片财政”。伪蒙疆政权所属三个伪“自治政府”1938年的鸦片收人达420多万元，占全年总收人的25%以上，鸦片的输出量为9054779两，金额达43821175元，占蒙疆输出总金额的41%。1942年伪蒙疆地区输出鸦片跃至1000万两，输出收人为7759.8万元，利润达到3196万元，是1939年的7倍多。(11)

　　走私贩卖。日伪从鸦片贩卖和走私中获取高额利润。在收购时压等压价，而后高价出售。在热河，1933年平均收购价为每两1元，而销售价则为40元。1944年平均收购价为2.4元，销售价为150元。仅1938年，就从收购、加工和销售中赚取纯利4175.5万元。(12)

　　日本侵略者为了获得更高利润，还大量进行鸦片走私。1937年华北日军与伪兴亚院成立华北禁烟局。在北平、天津、唐山及长城沿线各地设十几处分局，为热河向华北走私鸦片开了方便之门，1943年即收200多万两。1941年夏，关东军派经济部嘱托安滕道夫秘密到热河网罗一些贩毒分子为其收买鸦片。不久，伪满政府在热河设立“裕东公司”，专门从事贩毒活动。该公司网罗一批贩毒分子充当工作班长，以配给棉布等必需品和高于官价的办法收购鸦片。裕东公司将鸦片运往华北以40元1两(华北是16两1斤)卖给“三井”商行。日本关东军也大量走私鸦片，以之作为“以战养战”的措施。1938年从热河运往北京的鸦片有1504265两。1941年以后，每年从热河把数十万两鸦片空运到华北、上海、香港等地。鸦片收入已成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39年，鸦片收入3393.2万元，占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5.6%。1940年，鸦片收入已达12600万元。(13)

　　5、烟毒的严重危害

　　日伪强迫大量种植并制造、走私贩卖鸦片，使烟毒泛滥，不少人沾上毒瘾。据1943年《满洲现势》公布，热河省有鸦片瘾者54832人、麻药瘾者8448人，实际大大超过此数。据伪热河省公署1943年调查，热河全省人口470万，鸦片瘾者60万，占13%。(14)崇礼县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吸食者，日伪还在有些村庄设立大烟馆，为村民吸食鸦片提供方便，致使成瘾者七八千人。(15)

　　热河由于长期大面积种植罂粟，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环。首

　　先是造成罂粟与粮食生产争好地、争劳动力。1941年，热河全省60万烟民中，男的占81.24%，女的占1 8·76%。男烟民中29岁至59岁的劳动力占88.3%，造成耕作粗放，甚至荒废耕地。热河本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粮食比较富足。但种罂粟面积不断增加，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稍遇天灾即造成大幅度减产。加之日伪的经济掠夺，使热河农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以围场为例，据1948年调查，全县有烟民5·5万人，占总人口24.1%。当年荒地34万亩，绝大部分是烟民的。全县 从1942年至1945年，每年减产8000万斤，农民逃荒要饭，每年不下万人。(16)一大批鸦片瘾者，不仅失去劳动能力，而且不断破产，失去劳动条件，使—些人不务正业，甚至结伙“拉杆子”为匪，社会风气日渐恶化。

　　日伪还在城市经营“烟馆”。据统计，1940年北京市公开挂牌经营的大烟馆有600家，1944-1945年长期吸毒者达13万人。有的日本工厂、商店，在发工资时一半用现金，一半用鸦片。天津市挂牌经营的大烟馆有150余家。(17)再以石家庄为例。日本侵占石家庄后，日伪扶持开设“烟馆”，大烟馆由伪警察暑批准，发给执照，合法经营，白面馆由日本领事馆批准，经营者都是和日伪有关系、有后台的人。全市有大烟馆五、六家，白面馆十几户。在保定，1938年有5家土膏店，1939年发展为15户，1944年已增加到71户。(18)

　　注：

　　(1)、(4)、(6)、(10)、(12)、(13)、(14)、(16)王珙力等《热河的烟毒》，载《承德文史文库》第198、199、201、203、204、206、209、210页

　　(2)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3(四川大学出版社)第653页

　　((3)、(8)、(11)、(17)、(18)《河北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02、403、467页

　　(5)、(7)、(15)朱承明等《鸦片祸及崇礼》，载《河北文史集粹》(社会卷)第191、192页

　　(9)《河北近代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