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笑奇：我的抗战经历(2)

　　1944年初，抗日战争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搞到日寇情报，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以下简称“400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日军宪兵队分为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400小组”就潜伏在思想课。当时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手下有“八大密探”，“400小组”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是“八大密探”之一。“400小组”这支特殊战斗小组，在宁波对外公开称号是“宪兵队密探朱家”。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周迪道“401”，组员有周斯明“402”，冯禾青“403”，王福林“404”，我是“406”，后加入的有陈捷(女)“407”，张黎(女)“408”，还有一名通信员叫张炎。此外还有10名左右的外围人员。除了乐群和张炎作为上级与我们的联络员外，小组的直接领导人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

　　我进入“400小组”时，为掩护“401”朱人达在日寇宪兵队里站住脚跟以及反间谍工作的需要，奉命改名徐国芬，派往宁波跟朱人达假扮“夫妻”，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我俨然成了日本宪兵队“密探朱家”的内管家。我们租住在宁波南大街10号，这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东徐章翠，是铃木政一的干娘。上级有指示都由乐群来传达，我们称她“表姐”。每次“表姐”来了，小组的同志都到我家，在楼上会客厅以打牌为掩护，听取指示。我则为他们望风。

　　我经常利用朱太太的身份与伪军长官家属交朋友，有空就与她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替她们看信、写信，取得她们的信任。通过与她们的接近，收集情报。那时的我表面看起来天天穿着时髦，烫着卷发，穿金戴银十分光鲜，其实每天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上级要求我们设法营救。当时朱人达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利用自己与伪连长母亲和妻子的关系，跟她们说我表妹被县政府抓去，请伪连长陪我去监狱探监。我在他的陪同下，进了监狱，见到张小萍，我自称是她的表姐，把事先准备好的钱物送给她，并要求看管牢监的人多关照她，不久张小萍被营救出来，顺利到达解放区。

　　有一次，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炸药，但无法运出去，命令“400小组”务必设法把它从上海取回并送到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我们再三开会商讨，决定由朱人达和我负责去上海取回。到上海取到炸药后，我们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服。回宁波的那天，我一只手拎着女式皮箱，一只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宪兵队特高课长木场和翻译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不敢慢半步。到了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戒备森严，几名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我们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这时机智的朱人达接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的手里说：“木场先生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木场毫无思想准备，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朱人达故意扮个鬼脸，笑着说：“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于是我们跟着木场避开鬼子的检查，顺利上了火车，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路上有多次检查，但由于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没加过问，有惊无险回到宁波。“400小组”又设法将它送到四明山根据地。那只皮箱至今还在我家，虽然已经很旧了，但我舍不得扔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