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王玉瓒：张学良亲自令我“捉蒋”，逼其抗日

　　“苦谏”不成

　　张学良将军曾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1936年12月12日，我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作为“捉蒋”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执行了华清池“捉蒋”任务。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准备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避寿为名，飞至洛阳积极筹谋划策，派兵遣将。他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摆在平汉铁路线的汉口—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线的郑州—灵宝段，调高级军政大员多人聚集西安待命。部署完毕后，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驻在事先准备的行辕临潼县华清池里。在蒋到达的前两天，张学良副司令派我率卫队第一营的步、骑兵各一连，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蒋到达后，他的侍卫担负二道门和蒋之住室五间厅守卫；我带领步兵第一连担任头道门守卫（配置四个步哨，由一个班长带领）和山上瞭望以及附近公路警戒勤务；骑兵连执行周围地带巡逻警戒任务；东北军一○五师负责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蒋一到西安，即提出两个咄咄逼人的方案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赴江苏、安徽和河南，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张、杨接受，我们两军中下级军官和战士也不可能听从张、杨再与红军作战。如若离开西北，毫无疑义地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势下的张、杨除“上梁山”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张学良、杨虎城至此下定决心：坚决不打内战，坚决不离开西北。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派兵捉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蒋之行辕，想以至诚说服蒋介石。张慷慨陈词：“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张学良伏在桌上声泪俱下，蒋介石竟拍案大怒，训斥张学良是非不明，缓急倒置，不积极“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随后杨虎城又去劝说，也为蒋所拒绝。这时已经到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市各大中学学生以及沿途加入的市民一万多人，为了纪念北京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时，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为驱散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请愿者满腔义愤，临时改为徒步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这时学生越聚越多，冲出东门直向临潼进发。蒋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急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与此同时，蒋之侍卫传达蒋的命令对我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请愿学生，不准许来到温泉，如请愿者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便急忙乘三轮摩托向游行队伍迎去，走到十里铺附近，遇到请愿大军浩浩荡荡向东前进。我首先看见在张副司令身边工作的宋黎英姿勃勃地走在游行大军的最前头（宋是北平学联代表，这次请愿运动组织者之一），我立即迎上去把蒋给我的命令告诉了他，并表明我的态度：对请愿爱国青年学生，我坚决不让士兵开枪镇压；但是，如果你们请愿队伍进至华清池的时候，蒋之卫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你们应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到十里铺，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说：“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行动我是钦佩的，但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尚远，那里又无宿食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回去吧！由我代替大家向蒋委员长去请求，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这样才把群众劝阻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