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昆吾：我所亲历的中村事件真相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卜)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当时张学良遵奉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