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抗战老兵：随时准备跟“小鬼子”同归于尽

　　张运福，1927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现文昌市)东路镇，1941年参加回琼华侨抗日服务团，1942年参加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担任传令员及警卫员。解放后曾任某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海南农垦海口医院党委书记等职，1989年10月离休。曾获解放海南、解放中南等荣誉勋章。8月24日，这位今年88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讲述了他的抗战经历。

　　参加抗日儿童团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三十余艘舰艇护卫和五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海口西北角琼山县天尾港登陆，随即分左右两翼进攻海口、府城。然后继续侵占三亚港、榆林等大小市镇。日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遭受空前灾难下，琼崖儿女奋起反击，在各地纷纷成立抗日青年救国会、抗日妇女救国会等组织，打击入侵之敌。也就在那一年，年仅12岁的张运福加入抗日儿童团。

　　张运福：我出生在文昌东路镇大丰村一个贫苦家庭，三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家里当时只有年迈的爷爷抚养我。由于家庭十分贫苦，长年累月靠地瓜稀饭、野菜和木瓜充饥，吃上顿没下顿。虽然这样，但爷爷还是咬紧牙根送我进入村小学读书。可是，1938年12月，爷爷也因病去世，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孤儿。那一年，我11岁。

　　为了生存，我只能自己谋生，曾到河边挖竹笋、捡牛皮，也曾学习编制箩筐去卖，没办法啊，要想办法赚到一点钱买米和盐巴，要不真的饿死了。

　　1940年初，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琼山、文昌先后成立一些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建立抗日青年救国会、抗日妇女救国会和抗日儿童组织。我就在那时加入当地的抗日儿童团，并担任大昌乡第五保副团长。其主要的任务是递送一般性的信件和组织负责站岗放哨。

　　成为琼崖抗日传令兵打击日寇

　　1939年春季之后，海南各地群众抗战热情高涨，父送子、妻送夫到前线打仗的大有人在。张运福还记得，堂兄张运进去往前线杀敌，就是参加抗日妇女救国会的嫂子在全力支持，但张运进不幸在战场上牺牲了。然而，兄长的牺牲带给张运福的不是恐惧，只让他更加坚定了上阵杀敌的决心。此后，张运福多次向组织提出参加抗日革命队伍的请求，却总因年纪太小而遭到拒绝。一次，他又向来自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的符思之提出上阵杀敌的请求。没想到，这一次符思之答应了。

　　张运福：记得那一天，符思之让我天亮去报到，结果我彻夜不眠。天一亮，我就带上仅有的破被褥和两身旧衣服直奔琼侨回乡服务团。几天后，我遇见符思之，对方惊喜之余更是欣慰：“小鬼，你还真敢来抗日!”我高兴地笑了。于是我成为文昌县抗日游击队基干中队的一名传令兵，负责在军事通讯设备匮乏的海南战场传达工作和战斗命令。

　　当好传令兵，不仅要不怕牺牲，更要有机动灵活的战术。当时我在第二支队第三大队的九中队担任中队长刘英豪的传令员，记得1942年底至1943年初，我们第二支队积极开展打击日军的扫荡活动，在文昌公坡至昌洒公路曾伏击日军军车一辆，歼敌二十多名。

　　准备跟敌人同归于尽

　　从1942年5月起，日军调集第十五警备队等四千余人，加紧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敌人准备对根据地实行控制和分割、包围，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我军，以达到亡琼的目的。琼崖军民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和要求，积极开展反“蚕食”、“扫荡”的斗争，以排除万难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积极打击敌人，粉碎敌伪扫荡行为。

　　张运福：1943年秋天，我所在的第九中队被日军围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有一天我接到任务下山侦察。走着走着，突然日军在背后大喊，接着枪声就响了起来。为了逃避子弹，我以“之”字形路线逃跑，并利用墙角作为掩护，最终藏身于野菠萝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