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之际，两位文弱的知识分子不避艰难，笑对日寇的屠刀，为保护3万册宝贵的中国古籍图书，与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那么，这两位不惜用生命保卫古籍的英雄是谁?他们之前怎会从未谋面，直到抗战结束六年后才首度相见?从香港转运美国没有成功，怎么反倒因祸得福，救了这批古籍?日本占领香港后，这批古籍怎会下落不明?最终这批国宝是如何得以重见天日的?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抗战期间的古籍保卫战

　　郑振铎

　　在开始这段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保护这三万册古书的两位英雄。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的郑振铎。早年与共产党人瞿秋白、李大钊以及文化人士沈雁冰、叶圣陶等交往密切，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振铎不但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也是文物收藏家，为国家保护、收藏了不少珍贵古籍、字画及古钱币。

　　另一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君葆同样出生于1898年，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陈君葆与当时到香港的中国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其中包括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许地山等。1941年还参加了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郑振铎曾经长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陈君葆主要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两人相距遥遥数千里，相识于1939年国家危难之际，但神交12年之后，直至1951年才在北京初次握手见面。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又是什么令他们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并结下了深厚情谊呢?这一切，还得从那3万册珍贵古籍说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走的时候免不了要带上金银细软。但是对于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比如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我国古代的善本书，就一度被许多人忘得干干净净。这些古籍是此前郑振铎、张元济等当时的我国文化界人士，多方设法，花巨资购买的，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代版的罕本或绝本，一旦遗失，将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憾事。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谋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成为当时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当时，最理想的办法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先将书籍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接收的地方和联络人。最后经多方考虑，郑振铎等人决定将香港大学图书馆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的中转安置场所。恰好当时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任港大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又担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这样，许地山与陈君葆就成为接收这批古籍最为合适的人选。

　　从1938年起，郑振铎与徐森玉便将古籍先后一包包邮寄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了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古籍，许地山和陈君葆常常亲自跑到码头以至船舱去交涉和提运，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二人常常以步代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许、陈二人为了保存好这些国宝，完全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废寝忘食，努力去完成这件有重大意义的护书工作。陈君葆甚至还曾亲自将徐森玉寄来的文化瑰宝──《汉代木简》，送到香港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去存放。他对此事的热忱和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