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等广东民军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致使广东宣布独立

 

　　虽然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黄兴、梁启超、蔡锷等人都因为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人所熟知，但对下层民众的作用就鲜少有人知道，比如陈炯明等广东民军在护国运动中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就鲜为人知。实际上，陈炯明等广东民军是广东宣布独立的重要原因。
　　广东民军可大别为自称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的两大部分。中华革命军奉孙中山为大元帅，主要领导人除总司令官朱执信外，还有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南海、新会、江门、新宁、高州等地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护国军又有自成系统的三大支：一支与朱执信中华革命军一样同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实际上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的任鹤年部即属这种性质。另外两支分别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康梁高足、原进步党重要成员徐勤为首领。陈炯明在林虎、何海鸣、唐蟒、文群等人的赞助下，自称广东大都督，组成一支以林海山、陈国强、陈月侨、董伯群、叶匡等人为支队长，号称“十路十八支队”的庞大队伍，在惠州、博罗、增城、淡水、顺德等地积极展开讨袁驱龙（济光）斗争。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以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为副司令，吕仲明为南路司令，王伟为北路司令，关仁甫为东路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朱执信、陈炯明、徐勤等军虽因党派关系而各树旗帜，“向少提携”，甚至明争暗斗，时有竞争，但在讨袁驱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或联络绿林发动武装起义，或策动政府军实行反正与独立，彼此都在为这个大目标奋力进击，从而在促成广东脱离袁世凯中央政府的独立方面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陈炯明等广东民军是广西陆荣廷、梁启超等护国阵营放弃武力攻粤、改采推动广东将军龙济光等人主动宣布独立方针的重要原因之一。
　　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加入云南护国阵营，但他明白广东为广西近邻，广东不独立，广西独立则无保障。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所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决广东的问题。当时，护国阵营内部多主由陆荣廷派兵东下攻克羊城，驱逐龙济光。梁启超就说过：舍龙、张（原巡按使张鸣岐）退职外，对广东无调停余地。但陆荣廷却“别有规划”。而促使陆荣廷另定“规划”的原因，除了他不愿撕破龙济光这个昔日同僚和儿女姻亲的情面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广东落入讨袁驱龙民军之手。他深信，凭他握有百色所俘龙济光之兄龙觐光这张王牌，兼以利诱势逼之策，和平解决广东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以维持龙济光的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梁启超对陆荣廷这一“规划”，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为避免所谓地方“糜烂”和“专力规复中原”，随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其重要谋士汤其顿以陆荣廷代表身份赴粤协商一切。
　　事实上，陆荣廷也正是按照这一“规划”来解决广东问题的。他一面利用龙觐光以兄弟之情动员龙济光“赞同共和”；一面频电龙、张速下决心，与滇黔一致行动。直至4月5日广东独立前夕，他还致电龙、张说：“至北京进军一层，原在意中。荣廷既勉从军民之要求，则成效利钝在所不计，其多寡强弱自亦无所容心，要在两公一转念耳。”与此同时，司还派大批桂军集结梧州等地，扬言将以龙济光态度决进止。至3月底，他见龙济光仍无独立表示，这才于27日夜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斩木越界，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使该县知事于次日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钦廉镇守使不得不于同日辞去镇守使职，改就安边都护使，并致电陈炳焜，表示以后一切进行，“唯广西之命是遵”，愿“整饬军旅，直捣黄龙”。此外，龙济光的老上司岺春煊和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也纷纷致电龙济光，或责以护国大义，或相约以讨袁为唯一宗旨，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迫龙独立的声势。
　　其次，陆荣廷等护国阵营软硬兼施的威逼，固然是广东宣布独立的外部条件，但就龙济光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是陈炯明等广东民军对其统治所构成的威胁。
　　龙济光原本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袁启用入主广东后，开始成为袁世凯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据上海《中华新报》驻广州记者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卖烟（指鸦片烟土），一方面纵令士兵搜烟；一方面得贿包赌，一方面纵令士兵捉赌，以致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不及”；其杀人之惨，“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指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间首先迎他入粤的广州总商会，也转而主张“非去龙不可”了。这虽是护国军舆论机关的宣传言论，某些事实难免有所夸大，但它所揭示的人心向背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袁世凯、龙济光此种昏天黑地的暴虐统治，催生、壮大了陈炯明等各派广东民军。诚如陈炯明所说：“袁氏稔恶至今，五千年神皋元气剥尽，裂冠毁冕，法纪荡然；加以龙济光助纣为虐，水深火热，重苦我桑梓之邦，蒿目疮痍，弥深怵惕，吁嗟惨矣！今者滇南金鼓，义声震天，黔、桂声旗，狂飚卷地。城狐社鼠，尽失凭陵，亦由彼罪恶贯盈，故厚其毒以降之罚。现桂军指日东下，炯明与唐（继尧）、蔡（锷）、李（烈均）、陆（荣廷）首义诸公预有成约，谊赋同袍，亦率百粤健儿追随鞭蹬，会当饮马鹅潭，与诸乡达风雨话旧，其将不远。”
　　陈炯明等广东民军在西南各省护国军的鼓舞下，自3月以来为讨袁驱龙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3月26日，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汕头少年再造党运动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命其军需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又调饶平、澄海之军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诸正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30日，汕头警卫军也响应独立，各方一致推举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非龙有。与此同时，徐勤在运动海军方面也大获成功。徐原定3月27日进攻省城广州，由于叛徒出卖，计划流产。随后，他一面“改易方针，从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运动水师，再图大举”。在潭学夔、魏邦平的“斡旋”下，“宝壁、江固等兵舰首先反正。徐乃以护国军正司令名义，任魏邦平君（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迫珠江”，准备于4月7日拂晓，以水陆两军向广州发动总攻击。至于其他各路民军发动的地方零散起义就更计不胜计了。据上海《中华新报》驻粤记者梅公说：除羊城一隅外，几遍地皆民军，广州“官僚眷属，富商大贾，迁徙一空，不独龙氏蜷伏观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张鸣岐、凌润台、蔡伯浩诸无赖亦靡不倚观音山为兔窟。的硬兼施，内有陈炯明等广东民军突起的形势下，不得不于4月6日选择了陆荣廷等人为他设计的以独立“保全地位”的道路。这天下午7时，他答复请他宣布广东独立的警察厅长王广龄说：“时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察厅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王广龄当即“转知报界，并谓尚有都督告示登报，请留版稍待。”于是，广东独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乃至全国。龙济光的“独立”，当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迫使袁退位。他发布的所谓《独立布告》足以说明这一点。《布告》说：“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民之责。”这表明龙济光的所谓“独立”，主要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陈炯明等广东民军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不可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