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战斗在中国抗日的前线(5)

　　“有没有吊瓶?有没有通气用的长针头?”我回答说：“都没有……”只见他拿起一个药瓶，在瓶口塞上一点棉花上了炕，双腿跪在炕上，弯着腰，一只手拿着药瓶代替滴瓶，向伤员头部的伤口里滴入药水……伤员的头动一下，他的药瓶和接水器也随着动一下，这样准确地慢慢地将药水滴入伤口，清洗消炎，每分钟滴几滴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多了少了都不行。

　　时间在寂静中逝去。天色渐渐暗淡了，护士不声不响地在窗台上点燃了蜡烛。许久许久，我们站得两脚都发酸了，而白求恩大夫仍然跪在那里，坚持着给伤员滴药水。我们想替换他，劝他去吃饭，他不理会。这时，我望着白求恩大夫，感到浑身的暖流往上涌。他，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纪那么大了，白天又经过长途奔波和紧张地检查处置伤员，现在却跪在土炕上，做着我们护理人员做的工作……他那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四

　　充满创造的活力、生命像烈火一样燃烧的白求恩，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又回到了平山。开始编教材，搞培训，建立模范医院，之后又建起卫生学校，晋察冀的医疗工作变得生机勃勃。

　　他那样热爱生活，繁忙的工作间隙还写小说、写日记。他的一篇小说《哑弹》，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在美国《进步周刊》发表。写晋察冀的一个农民父亲用毛驴驮着箩筐，给儿子的部队送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非常诙谐、有趣味，结构新颖精巧，心理描述充满哲思，许多读者都叹服不止。血与火的战场中，白求恩眼里只有大美、博爱，他的笔触如此唯美——对平山晋察冀后方医院花木村，他这样描述：

　　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村落，它太小了——深山峡谷中，只有几百所农民的泥舍坐落在清澈见底、碧流潺潺的山涧旁，南北峭壁耸立。从深谷向西仰望，十英里之外便是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山脉，万里长城蜿蜒其巅。昨天，我们越过山岭。山谷又向东展为平地，其尽头又见一脉高耸云霄的山峦……庭院鲜花盛开，枝叶葳蕤的粉莲，像饱餐之后身腰丰满而微歙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把漆过的门点缀得色彩缤纷。洗净了的方块小纱布，晾展在低矮的树上，就像大朵大朵的皱成一团的木兰花。几头猪和狗在酣睡。轻伤员或坐或躺在庙阶上，包扎着绷带的臂、腿不能动弹，姿势很不自然。白衣护士穿梭往来。阳光从蔚蓝色的天空俯射，温暖而又慈祥。片片壮丽的云层缓慢地掠过远山顶。咕咕的鸽鸣，林间瑟瑟的风声和远处淙淙的溪流声，在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庭院四周，原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现已开辟为病室。伤员们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身下铺着干草。他们仍然穿着旧军装，几经风吹日晒雨淋，原来的蓝色早已褪成灰色了。

　　这个唯美的战地医院，抗战期间前后收治了平山、五台、灵寿、阜平等战场转移下来的近五千名伤病员，有七百多名重伤员在医院死去。他们的忠骨，全部埋葬在花木村周围的山沟里。

　　在花木村，白求恩还曾为两名日本战俘做过手术，其中一名是日军的高级军官。白求恩在为他们做过手术后，还特意同他们照了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白求恩在常峪村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写报告说：“……我于十月二十七日离开花木前，为这两名战俘和林大夫等拍摄了一张合影，林大夫穿着医务人员的长罩衫，上饰红十字和八路军袖章。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照了相。建议为这两个战俘派去一日文译员，要他们写信给日本亲属，附寄上述照片。另需在印发他们的家信和照片时加以说明，作为在敌占区和对外散发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