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三世的统治和《牛津条例》的诞生

 

　　无地王约翰在议会的胁迫下签订了一份《大宪章》，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也未能幸免，他签订的是《牛津条约》。《牛津条约》是在《大宪章》的基础上签订的，根本上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由议会决定国家大事。
　　亨利三世的余生是不光彩的，他懦弱的性格驾驭不了底下一班子彪悍的贵族大臣；再者，在任何事情上，他几乎都是以委曲求全的态度来解决，尤其是在外戚专权的问题上，更是将英格兰本地的诸侯贵族们得罪殆尽，而在外戚们的眼中，亨利三世俨然已经成为他们攫取财富和地位的傀儡国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贵族们揭竿而起，以武力胁迫亨利三世进行中央政府的改组，尽管亨利三世之前以巨额的花销和雍容华贵的仪式来体现自己王权的威望，不过，在血与剑的交锋中，他的王权只能被关进一张张卓有成效的法律文书中，成为纸面上的老虎。
　　在藉由贵族们的帮助下，亨利三世不情愿地扳倒了先后专权的两位权贵德·伯格和德·罗什，然后又成功地把妹婿——来自法国方面的贵族西蒙·德·孟福尔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和贵族一系列棘手的交手中，亨利三世唯一寻求的是宗教上的慰藉，他以比自己小七岁的路易九世为标榜，处处释放着自己虔诚的味道，然而，这对于国家的改变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样，亨利三世的宫廷在权力的真空中，迎来了自己妻子的娘家人。
　　亨利三世的妻子是来自普罗旺斯的埃莉诺，出身于法国的名门贵族，埃莉诺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全部嫁给了西欧的君主们，这种强硬的姻亲关系可不是什么国王都能够拥有的。埃莉诺嫁到英格兰不久后，她的娘家人，主要是她的舅舅们开始入住亨利三世的宫廷之中，有一个问题是，亨利三世对这些舅舅们实在是慷慨，坎特伯雷大主教等重要的头衔均落入外人之手。然而当外戚们利用亨利三世的赏赐大肆给自己的家族去攫取丰厚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将英格兰作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对英格兰各个方面进行回报，也就是说，在身份的认同上，埃莉诺的舅舅们依旧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而不是英格兰人，英格兰只是他们升官进爵，发财致富的聚宝盆。而此时英格兰已经实实在在作为了金雀花王朝的政治中心，因为在欧洲没有自己的产业，收复欧洲领土的决心在许多英格兰贵族心中已经消失殆尽，他们想努力经营的范围只是局限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因此，不满的情绪普遍在英格兰的贵族中间蔓延。
　　在领土的争端上，亨利三世急切想收复父辈的土地，然而，在政治的较量中，用金钱和官位笼络了法国人，却没有笼络住他们的心，法兰西的强盛逐渐使那些在欧陆上曾经是金雀花王朝下的贵族们都归向了对法兰西的认同当中，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上的连结带来的亲缘关系以及在文化上相似的融合，导致欧陆贵族们更加倾心于对法王的效忠，这就使得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们收复失地越来越难。即使在百年战争中，金雀花王朝暂时收复了一些土地，但这果实并不长久，很快就又重新落入对手手中，英名的君主一旦过世，维持胜利的果实就得靠国家政府机构的运行以及集体智慧。而此时此刻，亨利三世的政府班子尚未形成，国家的运行依旧是靠着他宠幸的大臣，除了埃莉诺的舅舅们，利用亨利三世获得权力的权贵们还有亨利三世的母亲这边的亲戚，这也是长在多灾多难的英格兰躯体上一颗毒瘤。
　　亨利三世的母亲，即“无地王”约翰的妻子伊莎贝拉在约翰死后，没有守寡终身，而是选择再嫁，她再嫁的对象不是被人，正是之前跟约翰闹过矛盾的吕西昂家族（该家族之前跟约翰闹矛盾的原因就是这个女人），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别人就是抢的再厉害，再凶猛，最后还是你的。由于再婚的因素，加上吕西昂家族此时跟法王也发生了不愉快，自然地，这个家族就将希望放在了英格兰的土地上。令英格兰贵族和民众不满的是，亨利三世对这个犯罪的外戚集团几乎拥有着无限制的忍耐。这个家族很快因着亨利三世的宠幸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在各地明里剥夺，暗地抢劫，迅速积累着财富，致使民怨沸腾，当贵族们在亨利三世控诉这个家族时，亨利三世却选择逃避，或者干脆听之任之。我们无法了解当时亨利三世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亦或是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中无法自拔，但是他眼睁睁看着罪行在自己的土地上大行其道时，却没有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正义，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亨利三世在对国家的责任上的疏忽，一次又一次挑战着贵族们的耐心，他不是个富有魅力的君主，但连一个最起码有责任心的君主都没有做到，终于，伴随着在处理儿子事物上所表现出的政治低能，贵族们揭竿而起了。
　　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开始向全西欧的基督教君主们出售西西里国王的职位，然而这个职位在教皇的手中只是一个空衔（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为此岛的所属权争斗了很久，实际上该岛属于德意志皇帝）。这个职位的叫卖声传了很久，也没有人接手，传到亨利三世手中时，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亨利三世将这个机会看作是东征大计的一个部分，直到此时，面对着国内的困境，他依旧认为自己可以收复失地，所以，有时候，自知之明很重要，否则，很容易给周围的人造成伤害。亨利三世可想不到这一点，他给教皇写信，以自己次子埃蒙德的名义买下该岛的所有权，他信誓旦旦地答应教皇，不仅出资征服该岛，而且答应教皇帮他偿还和德意志皇帝斗争时所欠下的债务——135000马克，该债务是金雀花几年的税收收入。
　　亨利三世主动卷入这一事件，让整个英格兰的贵族们，不论是世俗权贵，还是教会权贵都沸腾了，席卷全国的愤怒都压在了亨利三世的头上。亨利三世此时不顾全国民生的安危——此时的英格兰正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作物歉收，瘟疫横行，“到处是肿胀而淤青的尸体”——强行征税，这难道是一位国王该做的事情吗？国民正在挨饿，你还要搜刮民脂民膏，你是在维护国家的脸面还是你自己的脸面？就这样，在这种全民的愤怒之下，以西蒙·德·孟福尔（他的法兰西妹婿）为首的贵族们拿起了剑。
　　1258年4月份的一个清晨，发对亨利三世的贵族们全副武装，奔向了威斯敏斯特宫，他们将“自己的剑放在国王大厅的门口，然后来到国王面前向他致敬”。此时此刻，在不远之外，已经有被纠集而起的数万名的骑士整装待发，准备听候命令，一旦国王不肯就范，或者有意刁难，那么刀兵相见是避免不了的。这样的情形在这几年中是屡见不鲜的，贵族们以武力威胁和国家的安危来胁迫国王进行改革，从“无地王”约翰到亨利三世，对类似“大逆不道”的事情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不同的是，约翰强势的性格可以在会议当庭就对叛逆的臣子大声责斥，但亨利三世却没有如此的勇气，他懦弱的性格已经成为习惯。因此，当贵族们来势汹汹地要和他议事时，自然而然，他采取合作的态度。亨利三世同意贵族们提出的，选举一个由二十四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政府改革方案，这二十四名贵族对半由国王和贵族们推选出。6月12日，在牛津举行的，被称为“狂暴议会”的会议上，贵族们以全英格兰的名誉逼迫亨利三世签署了一个比之前《大宪章》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条例，即《牛津条例》。
　　除了重申《大宪章》的有关精神之外，《牛津条例》更重要地在国家政府机构的运作上，以贵族议会来取代国王的统治，这就避免了因国王个人错误的决定而对国家政策的误导。在《牛津条例》中，贵族们要求国王取消法国人组成的王室顾问，将外国势力的影响驱逐出去，同时，成立以大贵族为主体的15人委员会参与国事管理，国王必须依照委员会的建议治理国家，没有委员会的同意，国王不得私自指定首席法官，秘书长和财政大臣的任命人选；每年举行三次大议事会，届时国家大事都在大议事会上决定，不经大议事会的同意，国王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利，即任意没收，分配，监护土地；郡法庭选举由4名骑士组成的陪审小组，听取对王室成员和郡守的指控。
　　《牛津条例》对国王来说是个灾难，对贵族以及英格兰来说，却是个喜悦，如果说《大宪章》开启了限制王权的进程，揭开了英格兰宪政的序幕，那么《牛津条例》则划分了分水岭，王权与议会的权力与关系则有了清晰的界限。更重要的是，《牛津条例》的签署，明确了政府主要大臣对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国王，这就公开宣称议会是国家的最高决策和立法机构，并且王权在议会之下。我们仍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个会议中，还允许地方选取骑士代表，参与到国家行政的监督当中，这为英格兰的上层市民进入议会开创了条件。13世纪前期，英格兰的乡村家庭手工作坊已经在东南部形成规模，采矿业和冶金业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自治的权利进一步扩大，适应各地去的行会会规和城市法规都进一步完善，这就造就了一批家境殷实，富有管理经验和满怀政治欲望的上层市民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英格兰的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形成。
　　此时，亨利三世的心思已经从国家的治理上慢慢转移了，他不再过分看重国家事务，内心有点想退休的意味，然而国家政权的过渡并不会这么顺利，尤其是现在国家正处在各种势力的斗争之下。他的儿子爱德华——亨利三世完全是按照他崇敬的圣人“忏悔者”爱德华而给他的儿子起这名字的——此时正逐渐接管国家政务的处理，他的能力再一步步锻炼，我们对爱德华王子的故事暂且放一放，目光再次回到亨利三世上。
　　《牛津条例》的签署并不会让亨利三世和他的朝臣们心服口服，同他的父亲约翰签署《大宪章》一样，亨利三世过后心里也后悔了。1262年，亨利三世从教皇那里得到一份允许他不遵守《牛津条例》的诏书，藉着这份诏书的作用，西蒙被亨利三世驱逐出英格兰。逼走政敌之后，亨利三世并没有立马根除反对势力，恢复王权，而是跑到了法兰西，和与他一样虔诚，比他小九岁的路易九世谈心去了，当然，并不仅仅是谈心，亨利三世和路易九世签订了《巴黎和约》，亨利三世以法律的形式放弃了他的父辈们在欧洲建立的诸多领土的权利主张，并且以法兰西贵族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王，继续保有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尽管剩下的土地如此可怜。我们不晓得亨利三世此时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他的国家面临内战的危险，而他却毫不关心现实的发展，却一味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即使存在，也不会给他一个从天而降，完完全全的帝国。他跑到法兰西是为逃避现实吗？可是，现实不会逃避他。
　　1263年，西蒙在死党的邀请下，悄悄回到英格兰，准备与国王决一死战，英格兰面临着内战的危险。虽然亨利三世劝西蒙不要将英格兰逼上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并且二者还寻求法王的仲裁，但结果是颠倒性的，法王完全站在亨利三世这一边，西蒙也决定诉诸武力。
　　1264年，在英格兰的苏赛克斯的刘易斯镇，双方展开了对决。之前的战役，王军一路战胜西蒙领导的叛军，非常顺利，因此，刘易斯之战也是西蒙的生死之战，胜则功成，败则义就。战斗的开始，王军被胜利冲昏头脑，一路被西蒙的军队诱进，掉进陷阱中，爱德华王子所领导的这一路非常勇猛，将叛军一直追逐了好几英里，然而，当他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父亲率领的部队惨败，并被包围起来，爱德华王子不能把自己父亲生命的安危置之度外，于是，他放下了武器，同西蒙妥协了。
　　刘易斯之战的胜利给了西蒙一个喘息的机会，也使得之前签订的《牛津条例》能够顺利执行，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之后，西蒙成为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贵族们所主导的议会成为了国家政策决定的例行会议。这场战役之后，亨利三世的儿子，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此时正年轻的爱德华王子走出幕后，进入了英格兰的政治舞台，又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