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腾：影响中国转型的二次革命本不该发生

 

　　在很多批评二次革命的观点中有一点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二次革命影响了中国的转型。张华腾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党争端本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但二次革命却做了一次极差的示范，不仅革命党人遭受重创，还严重影响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转型，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革命。
　　新浪历史：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对于国民党采取了什么样的动作？
　　张华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取区别对待，对北京国会里面的国民党议员非常客气，只要没有反对政府的现行，正常出席国会会议，袁世凯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制定一部正式宪法。对领导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黄兴、李烈钧等，则剥夺公职，悬赏捉拿。
　　二次革命后，对北京国会里面的国民党人议员的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国民党议员与进步党议员坚持国会独立制宪，按《临时约法》的原则制宪，即坚持责任内阁制，坚持议会至上的原则，拒不采纳袁世凯提出的扩大总统权力的意见，至1913年10月底，国会单方面抛出《天坛宪法草案》，并公布于报端。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看到宪法草案不利于自己，鼓动全国各省文武官员发表言论攻击《天坛宪法草案》，掀起了一个攻击国会、攻击宪法草案、攻击国民党的浪潮。各种通电像雪片似的飞向全国。北洋将领“群攘臂嗔目而议宪法”，奉命南下讨伐国民党“二次革命”的两员大将张勋与冯国璋首先发难，攻击宪草“奇谬”，是“二权分立，剥夺行政权已尽”，主张将操纵宪草的国民党“从速禁除”。接着，由黎元洪领衔，22省军政首脑署名发出拥护袁世凯的电文，反对宪草，主张解散国民党。根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研究，各省都督等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通电有74件，发于10月28日至11月4日之间者43件，其所表白主张，明指宪草谬误、箝行政权过甚者24次，指斥国民党人假宪草会从事破坏活动者12次，主张解散国会者11次，主张重订或取消宪草者8次，主张将宪草会解散重组者7次，主张将国民党解散者7次。(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37页)总之，各省长官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及宪法草案。这就为袁世凯采取激烈手段，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创造了激昂的舆论氛围。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查获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联系的证据为由，宣布国民党为“乱党”， 解散国民党在北京的本部及各地支部、分部、交通部，所有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一律取消其议员资格，追缴其议员证书及徽章。国民党乃国会第一大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也即是解散国会的举措。然而，在袁世凯下令取消的国民党议员资格中，规定凡在“二次革命”发生时仍具有国民党党籍的350余名国会议员的证书及徽章全部追缴。但是国会议员总数为870人，取消350人后，国会议员还有520人左右，国会仍拥有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袁世凯再次下令，虽在“二次革命”前已脱离国民党籍并加入他党的议员，亦视为国民党，他们的议员资格同样予以取消。最终第二次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有80人，两次共取消438人，剩下的已不足半数，按国会规则不能举行会议。国会不能开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会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无法通过国会审议，胎死腹中。
　　11月13日，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长发出通告，宣布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议事”，国会无解散之名，有被解散之实。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对国会进行攻击：“共和国家，以法治为归宿。当破坏之后，亟宜为建设之谋。所有应行法治，千端万绪，虽急起直追，犹恐不及。民国初创，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而成立年馀，制定法案，寥寥无几，惟以党争闻于天下，实为建设之障碍，决无进行之计画。中外士庶，乃移易其渴望之心，属诸国会，以为国会既成，必可将各项法制，依次制定。不意开会七阅月，糜帑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以此为由，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
　　经过二次革命中的惨败，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制衡袁世凯的基本力量，议会斗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袁世凯凭借着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悍然取缔了国民党，解散了国会，国民党不但彻底失去了政权，也失去了在国内生存的合法地位。
　　新浪历史：您怎么评价二次革命，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华腾：二次革命至今整整100年了，细细想想二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我认为这是一次不该发生的革命，为什么如此说呢？
　　首先，辛亥革命后确立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就是将各党、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分歧和斗争限制在和平的议会斗争的讲坛上，这种政治体制后来印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则是一条救国富强之路，是近代以来数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真理，我们不是老批评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和不敢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吗？辛亥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推翻了帝制，打倒了延续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民主共和制度，就是向西方移植过来的真理，是西学之根本，因此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中有相当的地位。这种政治制度刚刚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严格说还没有真正运行，因为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吗。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
　　其次，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没有考虑到人心的相悖和力量对比，发动革命的理由又不充分，宋案、善后大借款实际上都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基本上还在法制的范围内行事，完全可以在法律上进行较量。革命对社会破坏严重，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斗争方式，而不是一种常态方式。革命党人过于看重革命方式，轻易一试，等待的只有失败了。
　　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无所畏惧的革命顽强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他们的主观动机也是好的，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革命党本身，对民初政治、整个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次革命失败，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不仅仅失去了南方诸省的地盘，也失去了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影响，革命党人领袖、骨干，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几乎失去了对国内政治的发言权。再加上为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两大领袖孙中山、黄兴互相埋怨，互相指责，导致革命党分裂为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两股势力，力量更为弱小，基本上被排除于国内政治圈外。
　　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武装力量被消灭殆尽，革命党领袖、骨干不得不逃亡海外，袁世凯北洋势力统一中国，北洋军进占长江中下游各省。不久，袁世凯对各省都督进行调整，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不久调整为段芝贵)，汤芗铭为湖南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辛亥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均势被打破了，严重影响了民初的政治发展。从此北洋势力一支独大，失去了受牵制的力量，从而促使袁世凯得意忘形，无所顾忌，不把任何力量看在眼里，又为其向专制集权道路上进一步迈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二次革命的爆发与失败，使国家丧失了辛亥革命后一次和平发展的良好机遇，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由和平协商解决转向暴力解决，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展。时人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如老同盟会会员时为报人的梁漱溟就曾经指出：“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
　　以上叙述和观点，是我近年来对二次革命的新的思考和认识，为首发。错误和不足难免，望专家学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