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起义的性质 小刀会起义爆发的真正原因

小刀会起义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以下简称小刀会起义）的原因，过去的著作都说是因租税过重，农民不堪负担；和洋布入境，当地土布业遭到严重打击等有关，“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步瓦解了中国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注：《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第23页。）讲租税过重，不是无据。1851年（咸丰元年）嘉定知县陈溶、冯瀚抽查田房契税、捏征已免钱粮，激起“民怨嗷嗷”。1852年，青浦知县余龙光向当地农民强征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已豁免的赋税，引起民众抗粮斗争，均是事实。但若以此下结论说这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原因则未免武断。

　　就小刀会起义的历史事实而论，小刀会起义的主要力量既不是上海和其四周邻县的农民，也不是当地的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中，手工业者参加不多。有记载说：“（上海）城内平民对三合会党徒都远而避之”，嘉定的花农因周立春据城，影响棉花出售，奋起参加讨伐起义军。（注：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纪事》，《汇编》第621页。）一位亲眼目睹小刀会起义全过程的外国人在回忆录中也说：“安居乐业、爱好和平的上海人跟这次暴动完全无关。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注：约翰·斯嘉兹：《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620页。）“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几乎全都是秘密会党的徒众”。

　　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上海本地人与这次起义“根本无关”，（当时的上海与今天的上海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策划和发动这场起义的是来自广东、福建在上海的流民（游民），沙船水手、船夫。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小刀会是农民起义，到不如说是外地流民（游民）策划的城市暴动来得更合适些。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后，上海作为通商五口，正式对外开放。“迢迢申浦，商贾云集，各色人等，相率来到沪滨”。（注：《汇编》第53页。）其中又以广东、福建人为多。这些人中有做外侨仆役的，有在租界经商的，有充当洋行掮客的，但大量的是无职业的游民。游民中有失业的水手、船夫，有不满现状、放荡不羁的，也有无赖、恶棍、鸦片贩子，更有被太平军击溃流落来沪的兵勇。兵痞游民混杂，良莠不齐。“闽、广之奸民流落江南者，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注：袁祖志：《随国琐记》，《汇编》第1023页。）平时逐利构怨，树党相仇。“广中向有斯会（指小刀会），而流寓我邑者多无赖，因袭其号以聚众。建之泉、漳为尤横，浙东台、宁次之”。（注：黄本铨：《枭林小史》，《汇编》第972页。）当时上海小刀会共有“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宁波；而土著则上海。合之数千人，居无恒产，出无执业，攘夺抢掳，而资生之具莫能问所从来”。（注：《遐迩贯珍》，《汇编》第129页。）

　　1853年太平军连克南京、镇江、扬州，江南震动。太平军的胜利进军，“鼓动”和“刺激”了“各地多少存在的暴乱分子自发地起来对抗官府”。由于“标兵调防四出，各属自为团练”，上海道吴健彰，原籍广东，私心自用，遂召募在上海的广勇数百人为亲兵，又“饬粤董李少卿等团练粤人，闽董李仙云等团练闽人，沪董徐紫珊等团练本邑人”。粤勇“恃乡谊，多不法”，吴氏“终姑息不坐”。广勇、闽勇中许多是小刀会成员。1853年后，太平天国忙于北伐西征，同清政府在江南的军事呈对峙状态。江南的告急形势稍稍纾缓。由于练勇需饷倍常，吴氏不得不大加裁撤。“团练既罢，游民无所归，…益思乱”。待到八月，小刀会遂“乘机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