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三次“擅权”受军委批评的真实内幕大揭秘

对于错误批判粟裕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本人早有认识。《彭德怀全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彭德怀在1959年因'为民鼓呼'蒙冤罢官谪居京郊吴家花园，回首往事曾十分感慨地对侄儿彭启超说:'我这个人一生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

粟裕大将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艰苦奋战，戎马一生。经历了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新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做出了卓越的重大的贡献。

1957年7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我调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工作。1958年5月到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我有所耳闻，但不知道会议讨论决定什么问题。1958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传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批判刘伯承元帅的教条主义，批判粟裕大将反党反领导的个人主义，指的是，将帅不和，向党争权、争兵权、告洋状、告阴状等。会后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粟裕大将总参谋长的职务。我听了很惊讶，我知道粟裕老首长对党的事业忠诚，组织纪律性强，党性修养好；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淡泊名利地位，从不居功自傲与人争权；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办事讲原则，顾大局，是个敢于直言的人、正派的人，我认为他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空军司令部部处以上干部讨论批判中，我也发言说：“粟裕大将是个常胜将军，尤其在解放战争中，战功显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会议的领导，打断我的发言说：“我们不是为粟裕评功摆好，而是批判他的反党反领导的个人主义......。”我就不说了。但我对批判粟裕大将是想不通的。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为粟裕同志雪了冤、平了反。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就代表党中央(刘、张两位副主席的文章是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中央军委对1958年错误批判粟裕、使粟裕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给予平反，重新做出历史结论。

可是在2009年4月，有人在《彭德怀全传》一书中否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结论，并给粟裕扣了许多莫须有的帽子。我看了很是气愤，我认为有必要摆出事实、澄清是非，说清粟裕大将蒙冤的事，以免读者不知真相、以讹传讹。

所谓粟裕反党反领导的个人主义，这与粟裕一贯的为人、人品，风格是不相融的，所举的具体事例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

所谓的向党争权，是说粟裕对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用不用国防部署名。这件事的事实经过是：原来，中央军委是通过各总部签署下发命令指示，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国防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彭要求，中央军委下发的命令指示，有的要用国防部署名下发。中央军委办公机关也是国防部办公机关，但由于中央军委与国防部对内对外下发的文件有所区别，哪些用国防部署名下发，哪些不用国防部署名下发，没有明确规定。粟裕常常因下发文件的署名问题，受到责难。使粟裕在工作上左右为难，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粟裕为此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希望有个明确的指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一份《国防部与总参的职责条例》。粟裕遵照指示，起草了五次条例稿，这是正常的工作。有人竟把粟裕用不用国防部署名和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起草职责条例，说成是粟裕向党争权。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1946年6月，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外线出击，要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粟裕提出建议在根据地先打一仗，然后兵出淮南。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才有了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这对中央调整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1月，党中央战略决策要粟裕率1、4、6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粟裕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才有了豫东战役的重大胜利，也为后来的淮海战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此，没有人说粟裕反党不听党中央指挥。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下发的文件用不用国防部署名这个问题，就说粟裕向党争权，这在党内、军内、民主作风上说都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