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生平 袁世凯如何称帝(10)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

这种说法也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的，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20世纪50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

袁世凯墓

袁世凯墓，河南安阳的一处奇特的景观。整个墓庐显示着民国初年西洋式建筑特色。据说当年在袁墓的周围，还有大片的树林和祭田，在空旷的平原上凸现出一派显赫。民国十七年，冯玉祥把袁世凯的“养寿园”没收，做了安阳高级中学的校址。袁世凯在安阳的田产也被充为公有。但袁林在民国年间一直得到保护，连日本人也没破坏它。1952年10月，毛泽东来袁林视察，作出指示，要把袁林保护起来，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人。这样，袁林才得以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完好地保留至今。现已成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

负面评价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