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元璋有关的三起大案是哪三件(5)

平心而论，以朱元璋的性格，痛恨的就是官员的腐化，让他抓到一点苗子，岂有不大做文章的。而且，从在位者的角度来看，事关国计民生，不可不慎之又慎。明末谈迁就认为：空印事，诸主吏虽无他，然弊不可长，朝廷深惩之未为过。郑(士利)好义慨然讼其失，输作终身，亦未为非幸也。在他看来，郑氏兄弟就是被杀了也不为过。当然，这是被杀头还要喊“谢主隆恩”年代的人的想法，现代人看见的，主要就是朱元璋的残忍了。

尽管朱元璋痛恨贪污，严惩官员的命令屡屡颁布，而“硕鼠”还是不断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只硕鼠，就是郭桓。他被逮住，又引出了一连串的硕鼠，引发了又一起明初大案。

郭桓官居户部右侍郎。户部是主管全国的户口、土地、钱粮的衙门，郭桓要贪污，条件是现成的。他奉派去收浙西秋粮，应该收四百五十万石，结果只收了六十万石，另收钞八十万锭，按当时粮价折算，大约可抵二百万石，即少收了一百九十万石。郭桓等人共接受浙西等府赃款钞五十万贯，参与作弊的有府、州、县官黄文通等，还有吏员边源等。郭桓受贿，国库倒霉。最严重的是应天等五府，那里夏粮秋税数十万石无一粒入库。朱元璋所编《大诰》里说，郭桓贪污的粮食，可以供给军队吃三年。最初只公布他们共贪污七百万石，是说多了怕百姓不相信，实际他们贪污的，折算成粮食为二千四百万余石。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终于被告发，同案的还有北平布政、按察两司官员李?、赵全德等人，罪名是勾结贪污。朱元璋下令审讯。一下子就牵出了一批官员，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郭的下属胡益、王道亨等也参与分赃。

朱元璋震怒了。谈迁说，朱元璋甚至下令将整个衙门的官员都处以死刑，大概过甚其词。《明史》说，自六部侍郎下皆死。大概还比较可信，至少，有几个尚书没有杀掉。此案又是死者累万，连同空印案，有人估计总共杀了七八万人。

空印案杀的，主要是地方官。郭桓案则牵连了从中央六部到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这些官员供出贪污所得不少借寄民间。于是，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平民百姓之家，许多中等人家倾家荡产。江浙一带的故家巨室，由此遭受重创。

由官员的贪污而弄到老百姓也受牵连，而这些百姓主要在江浙一带，又恰恰是以前张士诚的根据地。朱元璋不无有意将案情扩大化之嫌。郭桓案，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社会中一种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

随着案情的发展，牵连越来越广，人心浮动。而且，朝野普遍将此事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人。

如此指名道姓地指责一些鹰犬，大概朱元璋也感到有些麻烦。然而皇帝总是不会认错的。朱元璋一面亲手下诏罗列郭桓等人的罪状，肯定办这桩案件是有道理的。一面又将审判此案的右审刑吴庸抛了出来当替罪羊，还辩解说：我要求除去奸恶，怎么料得到反而生出奸恶来扰民。今后再有这样的官员，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宽宥。这样算是把这桩大案打发了过去。

就在郭桓案曝光之前不久，朱元璋承认：他自己从即位以来，按照自古以来的规矩任命官员，遍布中华大地及周边地区。但是没有料到这些人上任时宣誓效忠，当官久了，大都是奸臣贪官。我不得不明定律法，规定的刑罚十分严厉。所以内外官员要想做到称职十分艰难。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而遭到杀戮的却很多。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又说：自开国以来，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等地所设地方官员，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一任，往往等不到期满考核，就不免贪赃事发。

贪官有罪该罚，自是不错，但是杀了二十多年，贪官还是那么多，就得考虑单靠杀是否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