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颉利便桥订盟的内幕(2)

既然双方早有了这样的盟约关系，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突厥大军压境，同样以“赠遗金帛”之方式求得突厥退兵，缓解京师军事压力，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了。

唐太宗为何胆敢率六骑与颉利渭水议和

唐太宗为了退突厥兵，除了赔款结盟就没有想过使用武力吗?看来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双方议和以前“诸将争请战”，只是唐太宗没有答应。唐朝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唐太宗在突厥大军压境之时，怒不可遏，想要与之决战，是大将李靖建议他拿出城中全部库府储蓄向突厥求和(《通鉴考异》)。显然，当时朝廷内部确实存在主战的势力，唐太宗自己也下令长孙无忌、李靖等在突厥的后路埋伏作为策应。尽管战端一起，未必像唐太宗所说“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但说明唐太宗还是作了应战准备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开战而是结盟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唐太宗担心在这样的形势下仓促应战，不仅损失更加惨重，而且还给以后处置突厥问题增加困难。这说明，唐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实力和政治局势都无法确保他与突厥开战，也就是说，刚刚即位的唐太宗认为此时此刻他不具备开战的资本。

那么，为什么能够达成和约呢?

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唐太宗还敏锐地注意到双方在谈判之时，只有颉利可汗独在渭水之西，同他前来的部众达官皆暗中与自己接触。显然突厥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未必有决心开战。唐朝一方没有实力打，突厥一方没有真心打，使用武力就显得多此一举了。这里的问题是，唐太宗凭什么能够准确洞悉突厥上下志在“惟贿是求”?何以能够在战和两端清楚地把握此番依靠结盟就可罢兵?仔细考察此事因果，颉利大军兵临便桥之日，所派心腹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唐太宗一节最为重要。据《执失善光墓志铭》透露，执失思力此番入见，并不是《资治通鉴》中所说“以观虚实”，而是“入朝献策”。执失思力献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但是唐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说明是接受了执失思力的建议。虽然旧史中记载唐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将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一事却可圈可点。须知门下省是宰相官衙，并没有禁囚场所，门下内省在宫城之内，位于太极殿侧之左延明门外，门下外省在皇城之中众多官衙的最北端，侧邻又有禁卫军官衙，因此，这里是安全的场所。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是唐太宗刚刚提升的自己的亲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随唐太宗在便桥会见颉利可汗的六骑之一。我猜测，把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正是对肩负重大和秘密使命的执失思力的保护措施。

从便桥订盟到生擒颉利可汗，事情接下来的进展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执失思力的特殊使命和传递消息，使唐太宗得以有信心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前往便桥，先与颉利可汗隔渭水相望，又“独与颉利临水交言”(《旧唐书·突厥传上》)。唐太宗要与颉利独自交谈时，宰相认为太过轻敌，“扣马固谏”，试图劝阻。此时的唐太宗却信心十足，他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资治通鉴》)显然，唐太宗“独留与颉利语”，无疑是为解决军事危机、解除长安面临的战争威胁秘密地讨价还价。同样是由于之前有执失思力的沟通，唐太宗清楚“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所以“卷甲韬戈，以金帛”，即以金帛换取突厥的退兵。唐太宗当天还宫，说明唐太宗和颉利可汗之间达成共识。最后，在八月三十日斩白马盟于便桥以及颉利退兵，都是双方盟议之后的结果。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牛致功先生就认为：“在突厥大军进逼渭水便桥时，太宗亲自出马，与颉利相会于阵前，双方同意，议和罢兵。然后，颉利可汗遣使到唐帐中商谈具体条件。谈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还宫。”(《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