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简介 刘师培的资料(2)

1902年(刘师培18岁)以前，刘师培还是个彻头彻尾走科举道路的传统文人，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且成了一名举人，可1903年他已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教育改革者了，甚至在参加会试之前还在《苏报》上发了—篇《留别扬州人士书》，大声呼吁教育改革。此后他锋芒毕露，成为一个激烈的排满革命者，并以其激烈的言辞和暗杀清廷大吏的激越行动既自认又被人认为是“激烈派第一人”。然而，他很快越出了革命者的轨道，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组建“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实际上主持《天义》宣传无政府主义。最让人惊骇的是，他突然改变了不久前还狂热支持的事业——1908年(其时刘师培27岁)，他叛变革命，投奔以铁腕手段对付革命的端方；不久又把光复会秘密起义的机密泄露给端方，使起义未发动就被镇压。可以说，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导致角色认同的混乱而陷入了不断的自我颠覆中。

(二) 刘师培自我认同感不同一的原因

青年期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自我认同感不同一常常导致自我认同危机，即人在自我认同感缺乏时所感到的角色混乱和失望。审视刘师培走过的路，不难发现他角色认同的混乱。

探讨这种情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青年期以前的家庭教育为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而当时中国社会多元杂陈的历史情势为其角色认同的混乱提供了可能性。

教育可以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教育不适当，则会变成人格发展的阻力。从爱的教育来看，刘师培被过于娇宠了，乃至就是溺爱。刘师培“体素羸弱”，[7]“癯瘠秀削如不胜衣”，[8]十几岁时肺结核已经比较严重，秋冬间时常咳嗽，有时还咳出血丝。难以想象的是，以刘师培如此虚弱的身体，他不但吸烟，并且烟瘾很大，以至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常被洞穿，有时甚至将烟蒂插入墨盒。[9]其家庭对他的溺爱，由此可窥见一斑。

刘师培是学术世家子弟，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也要求他沿着传统社会的轨道运行，即“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是沿着县试、乡试、会试的科考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甚至在与王钟麟、林白水等人接触过而产生“新思维”，又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已有了相当了解的后的1903年，他仍然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不能忘怀传统道路可能提供给他的锦绣前程。

然而，时代已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政治上:君主专制固然绝对走不下去，清政府却仍在采取变革措施以继续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君主立宪派的力量在国外发展很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积蓄力量试图以另一条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思想文化上，西欧的启蒙思想、进化论、社会学被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传入中国，新型的白话报纸大量涌现，论学与论政二位一体的团体在进行激烈的论战和交锋。对新社会最初的接触不但使刘师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时代的机缘还使他直接跨入了社会变革力量的中心。“差与燕雀群，冀列?鹭行。” [10]他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蒋观云、黄节、邓实等人，成为中国当时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年轻的心因新奇而兴奋，思想里春秋大义中的夷夏观念①被击活，传统的价值观则被急速地疏离和背叛。《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黄帝纪元说》、《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既有学理又有战斗性的文章相继出世，使刘师培成为当时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风标，文字的激扬和“党人咸尊礼之”，[11]使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07年刘师培到了革命的根据地东京，直面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倒孙风波”这次突发事件，犹如对刘师培的革命热情泼了一瓢冷水，“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狠党人。”[12]与幸德秋水会晤后，他意识里固有的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更是与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自身遂偏离了革命党人应扮]的角色，成了一个杂糅国学、启蒙学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坐而论道的新式书生。对民族主义的超脱已为他不再排满打下了内在的思想理路，而“端方则日伺党人之隙，欲以离间之，广出财帛，以买侦探”，“汪公权、何震亦从此入于侦探一流”。[13]刘师培最终还是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像父辈们一样走上了幕僚之路。由此可见，社会思潮的杂陈与急剧流变促使刘师培的角色认同产生混乱，表现于外就是他的社会选择不断发生改变。

三、 道德意识与刘师培叛变革命

(一) 刘师培叛变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