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项英的关系 叶挺与项英有什么矛盾

红潮导语：叶挺还大量收容各沦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项英据此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了。

叶挺虽然就任新四军军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副军长项英手中，因此对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并不如意。

实际上，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因而和当时领导南方游击队的项英渊源甚深。叶挺虽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干部，北伐名将，曾参与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但因后来长居香港，和十年内战中的红军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此次又是以非党人士担任的新四军军长，故而下面的干部、战士自然亲疏有别。

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如敌工部长林植夫，以及军医处的几名医官。叶挺还大量收容各沦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项英据此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了。

而叶挺也在一气之下，带了几十个人跑到粤西打游击，在中共中央的电告下，方才返回军部。

当时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政策，而项英作为他的忠实执行者，使新四军的发展很是缓慢。如新四军第4支队留守处及其掌握的一个由红军干部、便衣队员组成的警卫排，在武汉失陷后即与中共鄂东特委机关一起，转移到白马山(现属新县)。当时日军扑向武汉，国民党军队在溃退途中遗弃大批枪支时，因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束缚，害怕“破坏”统战，不让警卫排捡枪，也不让收容国民党溃军中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员，只是到了后来，地方上个别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家无法存身，才被允许到白马山参军。直至11月份，警卫排才组成四个班，增加到50人。

1939年初，叶挺因和项英再次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叶挺一气之下到了重庆。

周恩来对叶挺做了细致的工作，指出共产党对叶挺指挥新四军完全放心，让他放手去干，叶挺方才醒悟，反省自己因个人意气出走是不对的，决定重回新四军军部。而此时，中央已决定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清算，撤销长江局，新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书记。于是周恩来决定亲自送叶挺回新四军军部。

1939年早春2月的一天，丽日融融，春风阵阵，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青弋江江面上，一张两首微翘的竹筏正飞驰而来。竹筏上巍然站着全副戎装的周恩来副主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竹筏上放着一张藤制躺椅，这是特地为周副主席预备的。可是，周恩来同志一定要让叶挺军长坐下，叶军长又坚持让周副主席休息，结果两人都并立筏头，那张躺椅一直空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历史关头，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肩负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冒着纷飞的战火，由重庆绕道广西桂林、湖南衡阳，经浙江金华、建德和安徽太平，专程来到了皖南山区。

周副主席一到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汗未擦，脸未洗，就忙着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找新四军各位领导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这一天，雨后初晴，碧空万里，漆色斑驳的陈氏祠堂(军部大礼堂设在这里)被新四军战士们装潢一新。大门两边“军民合作”、“抗战到底！”两条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周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身穿普通的灰色棉军装，头戴新四军军帽，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登上祠堂的“万年台”。顿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副主席微笑着站在主席台前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周副主席首先向部队和农会干部们宣讲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