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尼克松主义再次出现 中国如何接受挑战抓住机遇(9)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和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军事手段准备得越充分，和平解决的几率就越大；军事力量运用得越深入，国家统一的进程就越平稳。在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2.在解决西藏问题的提法上，毛泽东较上使用与西藏整个上层对立的“解放”概念，也没有使用几乎与全藏对立的“统一”或“反分裂”的概念，而是使用更多藏人可以接受的“经营”概念，这就将入藏任务的性质规定在实现主权共识的任务之中。这使进军西藏形式具有和平的色彩，解放西藏的工作也更显得从容，手段的选择也更富有弹性。这有利于在藏区达到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和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的。

　　3. 政治优先，用最少的军事手段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17条协议”。在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央事实上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保留未经改编的军队，与此相应，中央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由5万减为2万；在政治上还承诺将民主改革推迟到全藏上下可以接受的时候。但所有这些承诺都是以“一个中国”原则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为前提的。毛泽东也估计到，西藏迟早要实行的民主改革和藏军改编的政策必然激化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即将失去特权利益的部分贵族迟早要公开他们的政治旗帜。但这样就可以教育群众并有利于中央在打击面最小的条件下推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说：“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毛泽东试图通过争取藏区基本群众迫使上层“不敢进行暴乱”并“可能会觉得只好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 同时毛泽东也充分估计到“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可能举行暴乱，而这些暴乱“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最后毛泽东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最终达到“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几天后，毛泽东再嘱西藏工委：“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1955年西藏康区发生叛乱，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总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1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时，就西藏改革时间选择问题补充道：“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时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西藏贵族因怕改革而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可能性，但毛泽东认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那时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期就已成熟。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估计“总决战”的时候将要来临，在西藏大规模叛乱爆发前夕发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