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成是谁 江青对温成玉为何如此亲热

红潮导语：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文革”情况，江青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革”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温玉成并无很大名气。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3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头会”成员中惟一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林彪没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让温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历史。通过对温玉成这段经历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据悉，此文作者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其生也晚，对温玉成可谓素昧平生。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而他显然是轻信了某些一面之词，便轻率下笔。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参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温文》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温玉成与黄永胜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温文》说温玉成与黄永胜是“四野老战友”，错了。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了“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而更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