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为何评价解方为诸葛亮(2)

1928年春，解方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张学铭一起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解方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第十二期步兵科。按学校规定，学生在正式入校前，需先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这个联队的联队长，就是后来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不久，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个联队奉命增援。解方闻讯愤而离队，以示抗议。对解方置个人前程于不顾，公然蔑视日本军规，离队抗议，不少好友为之捏一把汗，解方与几位朋友小聚时，十分坚定地说：“我自己的名可以不要，利也可以不要，但国家的脸面不可不要。我是中国人，怎么能替日本人为虎作伥呢！”本不沾酒的解方一连喝了三杯，以解心中郁闷。结果，日方为了拉拢奉系势力，决定免予追究，准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30年，解方在陆军士官学习期满，成绩名列第一。但因他抗议增援日本侵华和反对日本侵略军事理论，降为第三名，仍获裕仁天皇授予的一把日本军刀。对被授予优等生日本军刀，解方则以学校惯例待之，颇不以为然。毕业后，解方按规定以中国少尉军官身份，在日军第2师团见习半年后回国。

1932年，解方和贾陶、孙铭和、黄冠南等人一起赴天津，协助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工作。同年秋，解方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11月8日，日本策划了“天津事变”，年仅23岁的解方襄助中枢，运筹谋划，顽强作战，崭露头角。事变被平息后，土肥原贤二曾懊丧地说，他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二是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解方则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是印度、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张学铭称赞解方“是一个军事、外交的全才”。

1934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4月，解方在东北军第51军参谋处2科任中校科长，做张学良的联络参谋（副官）。张学良交代51军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要解方参与中枢，军中要事通过解方与他联络。年轻的解方，以勤业谋事的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成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佼佼者。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解方在思想上却越来越苦闷了。在天津挫败日本驻军阴谋，反受蒋介石的压制，张学良则因一失东北、二陷热河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20万东北军不打日本人，却去打红军……张学良难道看不透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东北军到西北后，解方每次到西安都要对张学良坦率陈辞，而张学良总是说：“要相信我会有办法！”有时张学良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解方在想，照这样下去，东北军还有什么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情况。解方从西安出发前，见到了曾在天津共事的密友贾陶。贾陶时任张学良特务团的副团长，是到西安开辟东北军工作的。两人谈及形势，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就不如李宗仁、白崇禧明白，人家把蒋介石看透了。张副司令才傻呢！‘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把东北军拼光拉倒！”解方说：“我这两天又仔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真叫人心服口服！”贾陶猛拍解方的肩头说：“你说起共产党，听说咱们几年前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苗?然就在西安东关。”解方一听是1926年在沈阳相识的朋友，便同贾赶往苗的住处。见面后，苗?然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接着，又详细讲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东北军抗日复土的使命……苗?然鼓励说：“你们要利用和张先生的关系，经常向他反映东北军的苦楚和厌恶内战的情绪。张先生聪明过人，恐怕他不会眼睁睁看着东北军拼完拉倒！”回到住处，两人商量如何行动。贾陶说：“这几天，东北军的家属天天来总部门口求见张副司令。我们应设法让张副司令听听家乡父老的呼声。”解方按贾陶约定的时间，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黑鸦鸦一片，全是东北军的家属。女的抱着小孩，老的拄着拐棍，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声声悲惨乡音呼喊着：“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卖命？”听着这泣诉责问的乡音，张学良深感愧疚。回到总部，他对解方说：“沛然，我现在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我决定把个人积累都捐出来，成立难民村，安置这些无衣无食的同胞。”此后，解方按照党的指示，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鼓动张学良抗日复土。张学良逐渐由拥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解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