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贪官肖玉璧被处死的真相(2)

第三，处罚肖玉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客观需要。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实行严密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奇缺，广大干部战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连毛泽东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在关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关键时期，置革命大局于不顾，贪图个人一时的享乐，倒卖根据地奇缺的物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至大。另外，在国民党仍坚持反共和推行溶共限共的政策背景下，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经受不住升官发财、封官加委甚至是酒色逸乐等拉拢腐蚀，以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丧失原则，滋长了不良作风，表现出各种严重的自由主义。例如，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位县长半年请客吃喝的费用就多达6000元，陇东分区保安分处秘书贪污法币100多万元，等等。因此，依法严惩曾经战功赫赫的腐败分子肖玉璧，对那些意志不坚定、可能走上腐败道路的党员干部，具有极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肖玉璧从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堕落成一个贪污腐败分子，并且企图背叛革命，这个案件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肖玉璧在战场上面对凶恶的敌人是无畏的，为革命出生入死是无私的。为何在后方较为和平的条件下会完全忘记革命的信仰和宗旨，最后走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呢？这恐怕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又有环境条件的因素作用；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个人的党性修养因素。正确认识肖玉璧案的警示意义十分重要。

首先，思想上加强党性修养是预防腐败侵蚀的前提。腐败的蔓延不单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党性修养的问题。共产党人的党性体现为对党的宗旨和目标的认同性，对党的活动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实践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过程所持态度的群众性，对党在革命和建设期间实现主客观统一要求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肖玉璧参加革命队伍可能出自翻身闹革命的自发性，但是，对党的宗旨和革命目标的认识是肤浅的，在他看来，身经百战有战功就成为邀功享受的本钱。肖玉璧对党的活动原则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不知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党之基就是人民利益至上，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肖玉璧更不理解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为什么要讲究节约倡廉，甚至不知道边区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动力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忱。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实行俭以养廉，教育党政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同贪图享受以及贪污腐化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党和政府通过查处肖玉璧案件，进一步提高了对反腐倡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政治保证。

其次，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有效保证。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抗战初期，为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陕甘宁边区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关于提高行政效率、反对贪污腐化的法规规章。如《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39年1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2年10月）等。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政纪总原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和行动准则。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为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廉政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及时遏制了陕甘宁边区腐败之风迅速蔓延的态势，腐败案件明显逐年减少。如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为153件；在太行区，1943年查处贪污案606件，1945年下降到238件。因此，在极为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有力地依法惩治腐败，是保证清正廉洁的关键所在。依法反腐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肖玉璧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定地反对一切腐败行为，确保政治廉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在当前党和国家仍然要继续做好执法工作，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