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必然发生：农民阶级局限性导致了集权旋涡(6)

2017-06-13 13:0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

　　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机关算尽

　　1853年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崑（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崑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

　　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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