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隐瞒了什么真相(2)

杨靖宇和仵德厚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可信的史实，可以作为狼牙山棋盘坨上那一幕的旁证。我相信，类似的例子还会有，只是我一时没见到有关材料而已。这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推定：既然杨靖宇和仵德厚这两个例子为真，那么为什么棋盘坨上同样的事为假呢？此为我相信老道长的话为真的理由之二。

理由之三，日寇向跳崖的五壮士行礼，是他们以武士道的军人标准，以武士道的武德范式律己衡人的一种表现，是他们崇奉武德、敬重英雄的武士道价值观的一种另类形式的反映。日本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体系，是日本神道教的天皇崇拜和中国儒教相结合的产物，其信条包括忠君、爱国、尚武、牺牲、信义、廉耻、重名誉等等。

二战前，几乎每个日本人都读过一些关于武士道的书，日本军人就更是把崇尚武力，崇尚勇敢，忠君爱国，不怕死等信条奉为圭臬。他们对于顽强勇敢不怕死的人，是最为推崇和钦敬的。如日本武士道的经典著作《武士道》（新渡户稻造著）这样写道：“面对危险和死亡的威胁也不失去沉着的人，在大难临头时吟诵诗句，在面临死亡时吟唱和歌的人，我们赞叹他是真正伟大的人物。”在武士道的诸信条中，忠君、守节、不怕死是最突出的几条。如明治维新时的圣典《军人敕谕》这样写道：“务求保持忠节，牢记义重于山，死轻于鸿毛（按：视死如归之意）。”

上面这种种武士道的信条，被视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日本军人的标准。日本军人不但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有时也转而用以评价敌军。于是，那些忠诚、守节、不怕死的敌军中的英雄，便可能成为他们尊敬的对象。狼牙山五壮士、杨靖宇、仵德厚就是这样的人。武士道经典里所说的那种“面对危险和死亡的威胁，也不失去沉着的人”，那种“牢记义重于山，

死轻于鸿毛”的人，日寇在狼牙山遇到了，在江县遇到了，在娘子关也遇到了。他们的心被震撼了。但这些日本鬼子并不懂得，中国军人的忠节和他们的忠节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也不懂得他们自己的勇武是侵略之勇，而中国军人的勇敢才是正义之勇，更不懂得中国军人若战死，是重于泰山，而他们若是战死，则轻如鸿毛。他们满脑子是武士道的标准，不仅用来衡量自己，也用以衡量敌军，他们只知道对方是军人，既然是军人，就要用武士道的军人标准去衡量。于是，他们便认定杨靖宇、仵德厚和跳崖的五壮士是“中国人的英雄”，便向他们鞠躬，行注目礼。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倒是应视作一种文化意识上的逻辑使然。

忠义传与贰臣传

实际上，敬重敌方之坚贞者，蔑视敌方之叛徒，是古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和人们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习惯性的意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意识中有“不事二主”之义，因此，中国的史书里有褒扬忠贞的“忠义传”和贬斥叛徒的“贰臣传”。诚如史家张荫麟在《跋〈梁任公别录〉》一文中所说：“昔之创业帝王，于胜朝守节之士，固戮之辱之，及其修胜朝之正史，则必入之‘忠义传’；于舍旧谋新之俊杰，固笼之荣之，及其修史，则必入之‘贰臣传’。”（张荫麟《素痴集》）

清王朝对待明朝遗民的态度，既重防范，又加以尊重，而对降清的明朝大吏，则是既欢迎归降，又加以鄙视，将其入之《贰臣传》。可见，敌对和敬重并不一定是矛盾的。那些守节之士，虽是敌人，却可能受到敬畏、尊崇，那些叛徒贰臣，虽一时荣宠得意，实际却受到轻蔑、贬斥。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实也是日本的政治文化观念。中国的儒家讲忠节，不事二主，而渊源于神道教天皇崇拜和中国儒家忠君思想的日本武士道更是讲这种观念，其间贯穿的道德标准，就是“忠节”二字。由此可见，日寇向“中国人的英雄”致敬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观念上的原因的，是完全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