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粗暴改革竟酿成多起悲剧？

2017-06-06 17:4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改革是一项利益调整，必然要触及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引起反弹。改革当然不能因此知难而退，但事先进行充分的沙盘推演，考虑成本、收益，考虑正、副作用，尽量做好预案，以减少成本、提高收益，则应该是“顶层设计”或者任何其他“设计”的基本前提。

然而，戊戌变法中的“改革”，在这方面不仅相当粗糙，而且相当粗暴。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在这些细节上的失误，成为这场“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

一个例子是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就事论事，这当然是好事，能够把中国精英分子的精力，从无病呻吟中解放出来，投放到对现实的更大关注上。对八股弊端的批判，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并非起自戊戌“改革”者们，因此，“是否要改”已非问题，难点在于“如何改”，尤其是如何过渡—从工具的角度看，毕竟八股是延续千年、相对最为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方式，关系到政局、更关系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切身利益。

在康有为与光绪皇帝有关此事的对话中，康有为认为：“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他建议光绪皇帝绕开行政体系，直接下令废止。如此建议，当然遭到了朝臣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后世的斗争史学，将这当作“顽固派”试图阻挠“改革”的证据。最后，朝臣们拗不过皇帝，退而求其次，要求至少要征得太后的同意，遂于1898年6月23日下诏，改八股为策论，但将改革期限放宽到3年。如此一来，双方都不满意，康有为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舆论造势，逼迫高层立即推行这一改革，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无谓的党争，最终也并非通过“速改”的方案，却既造成执行层的官员对“改革”的怀疑、也造成更多读书人对“改革”的敌视。梁启超后来在批注相关史料时，也反思说：“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干部人事调整上。

1898年8月30日，中央宣布裁撤多个部门。从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效率方面，这样的裁撤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么大范围的裁员，事先并未做好、甚至根本没考虑过安置分流计划。“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圃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改革”者们“如投身于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评论说：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被看成是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的“改革”到处无谓树敌，失去了本该依靠、利用的力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