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美国“中国通”记者的遭遇(3)

　　有人说《总统的诞生》创立了一种新的报道风格，有人说白修德已成为“叭儿狗新闻人”。无论如何，白修德5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美国新闻主流，兰德分析说：“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出版后，就完全抛弃了中国。虽然避免了同谋罪的灾难，但纽约也抛弃了他。”

　　二、幸运的逃脱者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1941年就返回了美国。从1944起，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49年2月初，麦卡阿瑟的情报部门根据日本秘密档案以及史沫特莱赞扬中国解放区的著作，指控她是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从此，史沫特莱的文章、著作和演讲受到当局的严格控制。但她仍我行我素，公开地进行斗争。1949年8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撕毁了她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合同。后来，她申请去英国，美国当局不给她护照，在她的斗争下，虽然终于获得了护照，但只准去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时间只有一年。1949年年底，她抵达英国，在温布尔特平静度日。1950年4月28日因胃癌离开人世。临死时史沫特莱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史沫特莱是在麦卡锡主义初起前离开美国的，她幸运地逃脱了这场政治磨难。

　　海伦·福斯特

　　据说，她写的文章和书一度不能发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对1980年访美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海伦精神上受到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海伦著作的中国编辑者郭琰说，“在麦卡锡时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国的活动，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她与美国社会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一所农舍里……”　　但奇怪的是，对麦卡锡，海伦自己从未多说过什么，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岁月》中几乎是一带而过。但海伦谈到另一位中国通约翰·威廉·鲍威尔时，的确使用了“迫害”的字眼，她说：“当他的儿子威廉在他热爱的祖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省却许多烦恼了。”她也谈到麦卡锡对斯诺的影响：斯诺的作品和影响遭到冷遇，出版界除兰登书屋外，均拒绝出版他的书。

　　伊罗生

　　麦卡锡主义时期，联邦调查局一直纠缠他，企图从他那获得诋毁拉铁摩尔的材料。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遭到了太多的压力。兰德说：当时伊罗生在《新闻周刊》工作，有人给他的老板切特·肖去信，说肖不了解伊罗生的自由主义观点，建议将其解雇。肖将信交给伊罗生，让他做个答复，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寄回。伊罗生没有再遇到麻烦。而且过得还不错———成了大学教授。他的幸免于难大概与他30年代与上海共产党的脱离干系有关。1980年，伊罗生和夫人还应中国作协和宋庆龄的邀请来华访问。

　　杰克·贝尔登

　　有关贝尔登的资讯甚少。我们只知道50年代初期，贝尔登移居瑞士，没有资料证实这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尽管可以推算，在那种大气候下，他绝不会舒服。作为老资格的战争记者，贝尔登对欧洲的熟悉程度恐怕要超过他的家乡美国。他单身一人，来去无牵挂。离开了美国那么长时间，又没有他所熟悉的中国报道工作可干，所以他去欧洲谋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后来从越战归来的老兵，战场上是英雄，回来后却失业。据说，自1969年后他就在法国开出租车度日，整天酗酒、赌博、和女人厮混。70年代初，当尼克松访问团的记者抵达北京时，他设法自费来到中国。人们看到他在北京首都机场，甚至没有穿御寒的大衣！毛的中国使他幻灭。他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同时写了一本关于林彪的书。临终时，他对窦丁说，他为在中国的岁月感到懊悔不已。贝尔登并不亲共，甚至对共产主义有抵触，但这不妨碍他在作品中采用客观标准。他采访过新四军，对其抗日精神非常钦佩，听到国民党围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他就独自一人站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抗议，痛斥国民党是杀人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的文学价值要超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为他晚年的凄凉光景感到悲哀。

　　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