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真相竟然是这样

我一向认为周总理在文革中是累死的，气死的，使他最生气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谓“伍豪事件”。“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先从文革中的后续事件说起，探讨一下它的由来原委。

文革中伍豪事件的缘起

1967年的5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人告诉他们，“伍豪”就是周恩来。他们把关于这则启事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于是，江青等人就把它当作投向周恩来一发重磅炮弹，开始借端发难。这就是文革中的“伍豪事件”。

周恩来为什么又叫“伍豪”？据邓颖超秘书赵炜的文章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阉的形式取代号互相称呼，邓颖超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就叫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江青拿到这则启事，5月17日，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ｘｘ），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颖超，他们二人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大家耐着性子，坚持一张一张地翻。查到《时报》在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刊登了这则启事，18、19日，《新闻报》刊登，《申报》――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在20日、21日也登了。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报纸都没有找到这条消息，后来还是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高兴地说：“这就清楚了。”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

伍豪事件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两天后，即5月19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总理又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说还在“存”字旁边划了重重的两道杠）

文革小组的各同志阅后，又交到江青这里。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编制的《大事记》和有关材料，用一个包袱包着，在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办公室里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

1968年1月9日，我因受江青的诬陷为“坐探”，被隔离审查，以后又被投入秦城监狱。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情况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