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当官之道 杨万里为何想辞官

　　杨万里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元.张养浩)不到不得已，没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时年43岁)，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为此，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藏于卧室，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

　　不过，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始终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内或外，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上书谏阻，朝廷不听，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于是，他便谢病自免，讨个“祠官”的虚衔，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还乡了，从此再未出仕。不过时年已满65岁，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

　　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的确，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那种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老百姓的快感，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弥足珍贵，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府库有余钱万缗，但他一钱不取(呵呵，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恐怕也是个难题)。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自然是望尘莫及了。不过，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录》称道：杨万里年过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还乡。回家后，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三世不加增饰。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还开垦田园、种植桑麻、纺线织布、裁缝衣服，直到80多岁(只活到80，何来“多岁”?)，还年年如此。——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

　　不错，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请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白话，传神，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绝对写不出来。或许，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须知，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居两宋诗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还要继续完成《诚斋易传》一书——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高难度课题啊，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为此，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进四出，久经历练，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看得 也尤为透彻。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语重心长的告诫：“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学习，多 读书，靠钻营媚上，纵使得官，也要遗臭千载。你要做好人，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一个字都用不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