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何选李治为太子 皇子中谁还是皇位觊觎者

李治

　　唐太宗最初立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为了培养这位未来的皇帝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太子最终辜负了李世民的栽培，李世民只得在其他儿子中做选择，无奈之下，唐太宗改立李治为太子，正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太子不贤
　　唐太宗即位不久，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子，时年八岁。为了培养李承乾，唐太宗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幼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最初是满意的。然而，承乾生于深宫大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千里驰骋，接触民间，目睹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阅历，故而目光短浅、识不及远。”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廨下。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城的进谏规劝。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与培养。
　　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
　　唐太宗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认为只要有名师的指点，总可匡正果实。于是又无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直接机会。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了“奢纵日甚”的浪荡歪道。对于杜正伦的规谏，他全不理睬。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到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弹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但承乾作表奏闻，太宗难堪，只得迁怒与杜正伦，贬为州官，以示惩罚。经此一波三折之后，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义，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后，深为嘉纳，赐孔颖达帛百匹、黄金十斤。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寻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皇储觊觎者
　　面对太子不肖的现实，唐太宗一直没有放弃李承乾，但他的心情却时而有所动摇。这也难怪，因为皇储的问题历来都是封建皇帝德的政治难题。大约从贞观十年起，唐太宗开始表露过废立太子之意，这给子嗣和大臣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行动空间。其中，最有竞争力的当属魏王泰及其僚属。
　　李泰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时聪敏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深得太宗欢心，由此得宠。李泰的得宠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而唐太宗对丽台也是有意心许，并对之偏袒。贞观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李泰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马苏帽出面，“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于是，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晓得眼等四人撰写。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裕、待遇优厚。“士又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这位李泰夺嫡打响了第一炮。
　　贞观十四年正月，唐太宗临幸魏王泰宅邸，赦免雍州牧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免延康里当年租赋，赐泰辅料及同里老人各有差等，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四年前，李泰生母长孙皇后身患重病，承乾建议赦免囚徒以祈求福庆，唐太宗没有照办。此时此刻，唐太宗却为爱子特别开恩。他的这种做法已经逾越了礼制，但他却不以为然。
　　唐太宗对魏王的宠爱是很明显的，但他无法在嫡子继承制与自己的心意之间作出割舍。然而，自贞观十年至贞观十六年以来，从唐太宗对魏王泰有意偏袒并着力扶持他的实际行动上来看，唐太宗是有意让魏王泰再合适的机会到来时成为储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