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为什么把出书最晚《红楼梦》排第一？毛泽东为什么推崇《红楼梦

“四大名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按成书先后排序)这四本巨著不但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小说，拥有极庞大的阅读人群，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四部伟大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被统称为“四大名著”的呢——这仿佛却不是众所周知的。

追根溯源，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提出的“四大奇书”之谓大约可算作是“四大名著”滥觞所在。被有关学者誉为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的冯梦龙尤以纂辑古典通俗小说集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著称，就是这位晚明的文学家首先为我们开列了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沿用了这一说法，并称《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尽管与李渔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似也曾提出过若干部才子书一说，但在明末清初那个时期，相对固定下来并流传开去的就是这“四大奇书”说。后来，曹雪芹在乾隆前期创作出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取代《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谓也就演变成了“明清四大奇书”。

至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四大名著”之说，毫无疑问应当是在《红楼梦》成书之后才有的，应该说，这个提法还不是在清朝定型的，往早了说，或许是初步形成于民国年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确凿一点说，则或许应该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乃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才最终确定的。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四大名著”一说，应该是人们在长期阅读、研究、探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漫长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并最终得以确定和命名的。

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成书时间最晚，但却后来居上，被公认为是当中成就最高的一部，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颠峰之作。但《红楼梦》获得这样的地位显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旧派红学家中，最早的红学家脂砚斋以及清代的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等人都可谓是“评点派”，著有《红楼梦索隐》的王梦阮、沈瓶庵等则可谓“索隐派”的代表，乾隆时代挥就有《红楼梦题词》的叶崇仑等等大约要算作是“题咏派”的代表。

“红学”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光绪初年喜读《红楼梦》的京师士大夫们的口中，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到民国初年，有个喜读小说的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朋友某日来访时见他正埋头读书，就笑问：“先生现治何经?”朱昌鼎答：“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后，“红学”一词就逐渐成为了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专有名称。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4年所写的一篇题为《<红楼梦>评论》的文章中从哲学和美学的层面分析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以为这个小说是一个“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是“以解脱为理想”的艺术成就很高的“一大著述”。王国维既不是索隐派、评点派，也不是题咏派、考证派之类，但他给予《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显然对提升《红楼梦》的文学史地位大有助力。受了清廷之恩的王国维一向以“清遗”自居,不过他对《红楼梦》的推崇应该与此无关。

民主革命家、享有“现代圣人”之誉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隐寓性很强的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红楼梦》成书时正是以文字狱著称的乾隆年间，所以作者只能以非常隐晦的谜语式写作来建构其心目中的《红楼梦》。蔡元培是资深的革命党(各党多以“反清复明”作为宣传口号)，是国民党(清朝颠覆者)元老，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红楼梦》或许是命中注定。蔡元培的观点当时很受欢迎，蔡元培的社会影响又这么巨大，所以客观上为《红楼梦》壮了些声威。其时，《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尚无定论。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曹雪芹——其祖上是汉人，但明末清初时即已纳入满族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曹雪芹家族在其祖父和父亲的时代享尽了荣华富贵，当其年少时，曹雪芹家却被雍正帝下旨抄家，曹家由此坠入困顿中，但因为曹雪芹有旗籍，所以终生都可享受不必劳动也能按月从政府处领取几两银子过活的满人待遇。如果撰写该文时蔡元培就能知晓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作者的确是曹雪芹，并了解曹雪芹的身份及其家族渊源的话，或许他就不会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立意于“反清复明”的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