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牺牲将领：王汝起(2)

　　1933年，他率领“红枪会”加入救国军第三旅，编为第八团，他任团长。从此，王汝起率领部队开展了更大范围的革命斗争。以镜泊湖为中心的宁安、敦化、额木等经常出现他们痛打日本军的身影。不久，由于艰苦的环境和日军的残酷“讨伐”，救国军先后溃散。一些自发参加救国军的队伍，有的投降，有的解散，有的占山为匪。但是，王汝起没有被吓倒，仍然带领队伍坚持着反日斗争。正当王汝起孤军奋战，苦无外援时，1934年2月，党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了。王汝起仿佛又见到了曙光，找到了亲人。他毫不犹豫地率队加入了同盟军，活动于吉东、东满等地。

　　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王汝起所率部队被编为第一师第三团，他任团长。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新的抗日救国道路。长期斗争实践和党的帮助教育，王汝起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他从过去自发的、盲目的抗日救国思想中走出来，看到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看到党时刻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看到党领导的军队出生入死的战斗精神。所有这些，给他注入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力量，马列主义开始成为他的信仰。他不但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注意用党的主张与思想来建设军队。1935年4月，他所率部队在庙岭击溃了数倍于我的日伪军，击毙日军七名，打伤12名，获枪7支，充分显示了这支抗联队伍的巨大潜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王汝起部迅速的成长起来，与日军激战数次，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王汝起本人进步更快，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5年冬，王汝起经团政委伊俊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向党表示，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王汝起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摘掉文盲帽子，看懂党的文件，更好地为党工作，他下决心学文化。纸和笔成了与他朝夕相伴的朋友。艰苦的革命战场成为他孜孜以求的学校。无论是作战间隙，还是行军途中，只要一有空，他就读、就写。一年多的虚心请教的刻苦学习，他已经掌握了2000多字，可以阅读文件和书报，并能写简单的作战计划和工作报告了。文化视野开阔了，他的理论修养和思想境界更加提高和开阔了。从1935年开始，日军对宁安区的统治更加残酷了，在军事上采取了长期的不间断的“讨伐”，大批“讨伐”队经常活动在游击区和交通要道;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不准群众给我军送衣送粮，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盐;在宁安各村屯以抓“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分子”为名，大肆捕人;还强迫各村百姓修筑集团部落，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妄图将我军困死在山里。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第五军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和1935年军事斗争的经验，于1936年2月初制定了1936年军事行动计划：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王汝起率第三团同军部一起，为侧应、掩护第一、二师主力部队向道北转移的行动，在道南加紧活动。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王汝起率部多次给日伪军以重创。先是打散了宁安卧龙屯集团部落，将马莲河自卫团缴械，得步枪40余支，枪毙了叛徒苗德才和花特务。紧接着，王汝起率队又一鼓作气，在宁安烟筒沟伏击了伪森林警察队，在三道河子俘虏了伪军一个连，缴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二挺，子弹4万余发。这一连串的胜利，补充了部队的军事装备，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师团的军事行动。8月以后，王汝起、伊峻山又率部转战于牡丹江地区。在当地群众和反日山林队协助下，在贝家烧锅、大洼、洋草沟等处多次与日军遭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9月末，又与由五虎村横渡牡丹江的第二军二师五团返回宁安地区的部队共同活动，驰骋在海林西北各地。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活动，王汝起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山东老家。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二弟参加了抗日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