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军史中的中国抗日战争(6)

　　关于史迪威与国民党的不和，《出使中国》记述尤为详细。笔者认为，其中多有为史迪威美言、开脱的成分。当然，作为陆军军史，替陆军将领说话也不奇怪。《出使中国》着重讲述了史迪威很快发现所面临的问题。笔者综合该书观点归纳为，到1942年3月底时，史迪威认为问题已十分清晰，归结起来主要是指挥权问题，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办法。他认为对策有三：(1)接受现状;(2)辞去指挥权;(3)要求授予他在缅甸完全的行动自由，将一支中国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为此，他于3月31日赴重庆，建议蒋介石要么解除其职务，要么给他独立指挥权[2]117。4月2日在黄山见面后，蒋介石给了史迪威指挥中国赴缅远征军的权力，并任命罗卓英为史迪威的执行官赴缅甸。6-7日，蒋介石又亲赴缅甸，训令在缅中国军队指挥官听从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大受鼓舞，请求陆军部派遣一个美陆军师到印度。

　　《出使中国》指出，在中缅印盟军司令部中，史迪威很替中国说话，也得到了军方上层的信任。如盟军在缅甸的溃败导致中缅运输线受到严重威胁时，英美之间产生分歧。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关心的是英国殖民地印度，而史迪威则主张重点支援中国，主要是打破日军的对华封锁。史迪威得到了美国高层的信任和支持。罗斯福批准了马歇尔转呈的史迪威提出的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史汀生和马歇尔6月16日给史迪威的电报中，重申了他们对史迪威的信任，告诉史迪威他俩正努力做蒋介石的工作，以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些。如若不成，会把他派往另一个可施展其才华的战场[2]152。

　　按照《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为履行使命尽职尽责，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反应冷淡。书中提出，随着事态的进展，史迪威与国民党方面因改革中国军队而出现分歧，且矛盾日益加深。1942年6月3日，身患黄疸症的史迪威从新德里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提出了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部分原因是缺乏装备，主要原因还是规模太大、物资太少等，应减少师的数量，重组军队。具体措施包括：(1)将师合并为满员建制，武器配备齐整，集中使用有战斗力的部队;(2)坚决清洗不称职的高级军官;(3)使史迪威对军队拥有完全控制权，全权指挥作战人员。国民党方面对史迪威的建议反应很冷淡[2]154。蒋介石的看法与史迪威很是不同，他认为最新、最好的物资可以赢得战争。自此，俩人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笔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根据《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要求的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指挥整个中国军队的权力，而是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笔者发现，循着《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与国民党关系闹僵也大有替美国政府受过的因素。该书虽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确，即中美政府各层级之间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使蒋介石把诸多不满撒在了史迪威身上。书中列了几件事。如，这一时期，美国租借法案分配给中国的份额减少了，缅甸失守又加重了运输困难，史迪威奉命行事，减少了租借法案给中国的武器、飞机和筑路机械的援助，蒋介石很生气;1942年时，蒋介石因担心日军报复，不愿意美国的B-25轰炸机轰炸东京后降落在中国，但未能遂愿，马歇尔对没有事先与蒋介石协商道了歉;1942年春夏，美国因生产能力不足没有向中国航线运送更多的飞机，令中国感到失望，史迪威作了努力，但运送飞机的时间被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推迟到1943年3月;由于客观困难和管理部门的干扰，1942年夏美国向中国空运的物资少得可怜(5月运送了80吨，6月是106吨，7月为73吨)，中国人对此很是不满，史迪威6月20日向陆军部报告说，飞机运至中国的物资尚不及中国期望的1/10，他本人也不满意。有一件事更是火上浇油。6月中下旬，因埃及战事吃紧，美国把原计划运往中国的一批重型轰炸机从印度转运到了埃及，蒋介石对此很恼火，于26日约见并训斥了史迪威。史迪威表示他已竭尽全力替中国说话。史迪威被蒋介石约见后建议美国高层认真考虑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而27日罗斯福的答复“平和、礼貌，但未做任何承诺”。中国方面很不满意。蒋介石夫妇于29日约见史迪威，提出了维持中国战场的三点最基本要求(即“三项要求”)：(1)8-9月份派3个美军师到印度，与中国军队一同恢复中缅交通线;(2)自8月始，中国战场前线作战的飞机维持在500架;(3)自8月始，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为每月5000吨。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这就是最后通牒。宋美龄说是否向中国运送A-29飞机是检验盟国是否需要中国战场的试金石。史迪威认为陆军部应当满足中国的这三项要求。在《出使中国》看来，国民党对史迪威过于苛刻，在用三项要求测试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后，又来测试史迪威的权威，要他把根据租借法案分派给中华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转给蒋介石使用。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能命令他以蒋的参谋长的身份来获得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因为他有多重身份，而不单单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解释很不满意，遂把近期在几件事情上的不满都撒到了史迪威身上。《出使中国》替史迪威做了辩解，认为他只能说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自此以后，蒋介石就希望史迪威被召回了。史迪威认为，如他被召回，蒋介石可能会冒两大风险：失去美国的援助，失去美国人民的同情。他态度依旧：中国提出的三项要求是蒋介石给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这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是中美政府层面讨论的问题，应归总统和蒋介石来处理。到1943年10月下旬，史迪威认为他在中国的军事使命已近结束，主要精力应放到履行其作为美军战区指挥官的职责上了[2]171-190。

　　2.史迪威与共产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