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国军游击队

　　在抗日战争中，和共军一样，国军也重视游击战争。在抗战初期，国军和共军能够同舟共济，双方都表达了很大的诚意。在军事交流上，不但下面的国军经常邀请共军部队的人员传授游击战的理论，在上层也开展了很多交流。比如，在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共方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筹建南岳“忠烈祠”安葬抗日阵亡将士。

　　会议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岳。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共军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不久训练班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二人任正副教育长。该训练班第一期於 1939年3月1日开班, 一共开办了三期至1942年停办，训练了大批的游击干部。共方也派出了教官参与培训。这些干部为国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在国军抗战阵亡的将领名录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军开展游击战的痕迹。刘震东-陆军中将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范廷兰-陆军少将豫北别动第五总队总队长，范筑先-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唐聚五-陆军少将东北游击司令，马玉仁-陆军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燕鼎九-陆军少将游击22纵队副司令，陈中柱-陆军少将鲁苏皖边区游击4纵队司令，戴民权-陆军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高道先-陆军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付忠贵-陆军少将鲁北游击司令，雷忠-军委会游击第一支队司令，以上的这些殉国的将领都是直接拥有游击字眼的任命的。这些还只是在国民政府备案正式任命的游击将领，大批没有正式备案的，暂时委任的人员就更不要说了。

　　但国军对于游击队这样的名称并不认可。在国军自己看来，自己是正统的政府，自己没有什么游击队，有的武装都是正规军。象游击军之类的任命都不过是暂时过渡性质的。这些游击部队组成复杂，有溃散后从新聚集的散兵游勇，也有象戴民权那样的地头蛇。当然，也有政府军专门派出的到敌后打游击的专业部队。

　　国军的游击战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陆军组织的游击队，军统组织的挺进军，也有海军组织的游击队。比如在武汉会战中，国军中就有一支海军组织的布雷游击队。这支布雷游击队在敌后，经常抬着重达二百斤的漂雷，布放到长江中去袭击日寇的船舰，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海军战士为了避免敌寇发现，在水下布雷，在冬天竟然冻死江中。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牺牲。

　　但是在敌后，国军的游击队大部分是由国军的散兵聚集起来的，还有一些来自当地的绿林武装，也有豪强地主的武装，军纪自然废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也少不了。这样很难得到百姓的支持，取得的战果也不大。所以国军也很少重点宣传他们。不过国军在战时也宣传过一些游击将士，比如有名的“游击队之母” 赵洪文国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在敌后组织游击队的女人被国民政府给予了极高的荣誉，也肯定了国军游击队对抗战的贡献。

　　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各方面的正规军都不能入驻的地区，国军的游击队就一直行使着政权的职能，比如在江浙一带的挺进军，这些军统组织的游击武装就曾经发展到几万之众，在当地有着很大的势力。这些武装，在抗战结束之际，配合国军反攻和接受日寇投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多地区，在国民正规军没有到达的时候，都是由这样的游击队先占领地方等待正规军的到来的。